“血色工厂”与“床垫之家”

　　“生存，还是死亡？”500多年前，莎士比亚借助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之口，表达了一个人文主义者对人性泯灭及社会黑暗的无限愤慨，并一度吹响了英国“文艺复兴”的伟大号角，而如今这句口号却成了找不到未来方向的90后富士康工人们最无法摆脱的心理阴影。

　　从2010年1月23日凌晨富士康19岁员工马向前“高坠死亡”，到2010年5月27日龙华富士康宿舍E楼有一陈姓男子割脉，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富士康就发生了13起员工自杀事件，创下了“富士康十三连跳”的黑色记录。

　　这些轻生者最大的25岁，最小的只有18岁，他们中虽然有极少数人被抢救了过来，但大多数人都是早早地就结束了自己的花样年华，在自己亲朋好友中留下了一段难以抹平的哀痛与感伤。

　　为什么这么多充满朝气的新生命，在这座可以用双手支配着世界上最尖端的电子产品的组装生产的现代化工厂内，竟然都会如此轻易地选择用跳楼或者割脉的方式，来了结本该灿烂无比的生命呢？原因是，在这座完全被工业化的泰勒主义异化的大工厂内，没有人能找得到自己生活的目标，也没有人能确认自己存在的价值。

　　在这座大工厂内，所有人都只是被当作“会说话的高级动物”，所有人都只能在“每天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像钟表式单调循环中找到自己生存的全部。

　　这种机器式的生存模式，让这些刚从学校出来的90后完全找不到生存的幸福感，只有在“生意，赚钱、发财”的臆想中度日如年，在这种人性自主与创造性被完全扼杀的环境下，本来就心理脆弱的一些青年人自然很容易就选择以自杀来了结自己。

　　富士康之所以如此容易被贴上“血色工厂”的标签，是因为在富士康内部一直推行着一种与人道主义背道而驰的“虎狐文化”，而这种以“野兽”为代号的企业文化标签在深圳曾经大行其道，其中华为就是另外一面旗帜与标杆。

　　当年，为求生存，军人出身的任正非在内部推行了让竞争对手闻风丧胆的“狼狈文化”。华为员工为了赢得竞争的胜利，基本上个个都学会把公司当作自己的“床垫之家”，每个人都在自己办公桌下配备了一个床垫用于休息，以便为随时可能降临的加班做好最充足的准备。

　　华为“床垫文化”的最终结果就是大部分员工因为加班过度，身体透支，处于严重的亚健康状态，更有极小部分因为“过劳死”而让华为背上了“非人性”的黑色标签。

让灵魂跟上自己的脚步

　　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30年多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靠着“无论黑猫白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一极富现实主义色彩的口号，引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

　　30年多后，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但由于整个社会都陷入“金钱至上，效率至上”的畸形发展状态内，使得物质文明发展速度与水平远远超前于精神文明发展速度与水平，导致大多数人都在“拜金主义”的大环境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出现许多“钱吃人”的怪现象。

　　而这其中很大数量的企业家，这一本该成为社会表率的精英一族，由于没有找准自己的方向，也在死守“利润就是企业唯一生命”这一略显偏颇的信条中迷失了自我，做出了许多不利社会整体和谐稳定的过激行为，一不小心让自己站到了公众的对立面。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 “爆炸西瓜”、“诽谤门”、“谍战门”、“倾销门”、 “血汗工厂”、“床垫文化”等不良经济现象才会大行其道。

　　在野蛮生长的年代，中国企业家们在各种压力与诱惑面前，往往不能把持自己，让自己在社会责任承担方面不仅没有成为社会榜样，反倒从各个方面成为拖后腿者。

　　当然，如今这种局面正在得到逐步改善，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开始意识到企业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为此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呼吁更多企业家实现与整个社会的相融共生，譬如王石。

　　早在2000年，王石就把更多精力放在公益理念培育与传播上。他提出，企业首先应该在内部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行为规范，比如完成企业制度化建设，做到企业经营透明化，坚守不行贿的道德准则，并使得公司所建立的这套行为规范能够对社会风气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然后才能谈慈善和捐赠的问题。

　　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从2005年开始，王石领导下的万科就明确提出关注中低收入者的居住问题，在全国范围内重金征集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解决方案。同样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万科早就开始了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绿色化、低碳化与环保化的革命，王石本人也通过和中国企业家们发起的环保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来进一步推动绿色低碳环保理念的传播。

　　王石说：企业家应该让灵魂跟上自己的脚步。这种说法虽然抽象，但对于中国那些“看上去很美”却丧失道德准则的企业与企业家来说也算是一句苦口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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