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生存状况案例三

　　按照2004年大学刚毕业时的人生规划，刘刚觉得自己5年内应该是一家公司的中层领导，哪怕不是个领导，收入至少也会在5000元以上，最起码，肯定要搬离唐家岭了。

　　唐家岭位于北京市区西北五环外的西北旺镇，属于典型的城乡结合部，被称为“蚁族”聚集地。

　　7年了，他唯一实现的就是：搬离了唐家岭。因为2010年6月，唐家岭被拆。

　　可是，他现在居住的氏各庄，比唐家岭距离北京市中心还要远一些。

　　庄内建筑以4到6层桶状楼房为主，道路狭窄，路旁是各种商铺、垃圾堆、广告牌和杂物，凌乱不堪。

　　以前一间房子的租金一个月二三百元就够了，现在得五百多。

　　只是房子的条件比唐家岭的稍微好些，地面是瓷砖的，并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蚁族生存状况案例四

　　23岁的河南女孩田雅，在位于天津市区西南的城郊接合部李七庄，以每月120元的床位租金，和7个室友一起住在4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屋里有5个上下铺的床、一张大桌子以及三个塑料板凳。田雅的床头有个布帘，把布帘拉上，里面就是她唯一的私人空间。

　　田雅在天津市一家民营医院做护士，每天上班，田雅为了能节省5角钱，从不坐家门口公交站两元钱的空调车，而是步行近两公里，乘坐1.5元的公交车去单位。为了不迟到，田雅每天早晨五点半就起床。中午吃饭时，田雅会盛满一盒米饭，吃一半，留一半晚上就些咸菜就是晚餐了。田雅说：“我晚饭基本都会在单位吃，因为可以喝一些热水，回家后，由于家里不开伙，所以我就没有热水可以喝了。”

2蚁族的性、爱情与婚姻　　“性—爱情—婚姻”作为一个实体存在系统，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显示，“蚁族”中未婚人数占调查对象的93%，在未婚者中有49%没有恋人。与异性同居的人占到被调查对象的23%，但最近一个月内有性生活的人占到被调查对象的33%。从这些数据对比可以看出：“蚁族”结婚的比例小于与异性同居的比例，与异性同居的比例小于最近一个月有性生活的比例，最近一个月有性生活的比例小于有恋人的比例。

　　1．婚姻状况与同居状况对比。未婚的人数占到被调查总体的93%，结婚的为7%，然而与异性同居的只有23%。这说明与异性同居的比例大大高于结婚的比例。与结婚相比，更多的人选择了不结婚同居生活。

　　2．同居状况与近一个月内性生活状况对比。与异性同居的人占到被调查对象的23%，但最近一个月内有性生活的人占到被调查对象的33%，高出与异性同居比例的10%。如果假定同居的人都在最近一个月有过性生活，证明除了同居的人外，还有10%的人有过性生活。那么这一部分人可能是和未同居在一起的恋人之间发生的，也有可能是买性、一夜情等。

　　3．“蚁族”存在"婚恋困境"。“蚁族”中，未婚人数占总数的比例特别高（93%），绝大部分处于未婚状态。在未婚人群中，几乎一半的人没有恋人。“蚁族”已经经历过大学阶段，有恋人的比例应该明显高于大学生群体，但与大学生群体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该群体与大学生群体在此方面差距很小。“蚁族”的收入水平较低，社交圈子小，恋爱对象的选择范围小，整日忙于找工作或工作，谈恋爱的机会也少。如果经济条件允许，该群体的结婚比例应该比较高，但目前只有7%，结婚的比例很低。可见，“蚁族”绝大多数正处于生理旺盛期，他们渴望同异性交往，在恋人或夫妻方面得到感情上或生理上的支持和安慰，但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没有固定的住所，使他们无法在婚姻和恋爱的问题上考虑更多，所以大部分毕业生选择了单身或同居的方式来生活。

　　4．“蚁族”的性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在93%未婚人群中有恋人的人占51%，其中的23%选择了同居的生活方式，33%的人在最近一个月内有过性生活。但大部分处于未婚、不与异性同居、最近一个月没有性生活的状况。如果假定最近一个月内有性生活的人的性生活对象为恋人，那么证明该群体中有恋人的人群之中将近半数的人没有性生活，更多的是感情上的交流和支持。就全国成年人而言，平均性生活频率是在每星期1次左右。然而该群体的67%的人最近一个月没有性生活。对比之下，“蚁族”在性需求方面难以得到满足，人际性活动的缺失很可能会通过独自性生活（如自慰）或其他途径进行宣泄，如果通过其他途径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地下性产业的发展。

　　5．“蚁族”不同性别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调查发现，男性和女性在恋爱方面、婚姻方面、是否与异性同居方面、最近一个月内有没有性生活方面差异不显著。并且和总体的分析一样，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存在"婚恋困境"和性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的问题。

　　6．个人收入、居住面积和人际关系是影响有没有性生活的主要因素。"婚姻"作为政府的一种"制度设置"，实际上只有性关系才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生活实体"。影响"有没有性生活"的因素为：个人收入、居住面积和人际关系。这三个方面也是有没有性生活的最基本的条件。收入、居住面积和人际关系为“蚁族”性生活提供了最起码的物质保障、地点和对象，这三者是最基本也是最显著的影响因素。课题组在调研中曾遇到在男性宿舍留宿女性的情况，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宿舍里同时居住四个男人和一对情侣。虽然居住空间隔着帘子，但是性生活的质量以及对其他人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

　　综上所述，“性、爱情、婚姻”的现状影响了“蚁族”对生活的满意度，性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影响身心健康。即使对于有性生活的人而言，其性生活的质量也要受到性生活的地点和环境的影响。如果长期压抑，可能导致犯罪，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3蚁族为何“愿”当蚁族？　　廉思曾问“蚁族”在北京混成这个样，为什么不在家乡找工作，他们反问，说我学国际关系的，我学国际金融的，我学国际贸易的，我学电子编程的，我回农村干什么，我连做农民的能力都没有。我们做过调查，“蚁族”有50%以上来自农村，20%多来自于县级市，来自省会和直辖市的不到8%。也就是说“蚁族”基本上可以断定为“穷二代”这么一个群体。

　　蚁族群体形成并扩张，其原因除了高校扩招后历届大学毕业生数量持续增长这一刚性因素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行政权力对资源的分配主导作用过强，资源按照权力的意志配置远胜于按市场法则配置。从产业政策到教育、医疗、社保，各个层面莫不如此。通俗地说，一个县，最好的东西集中在县城，一个省则集中在省城，全国则集中在北京、上海这些特大城市。在疆土广阔的中国，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行政权力的主导作用就越大。如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中，选择某个中小城市生活工作，和去广州、上海的落差不算太大，而在内陆地区，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镇、农村，各方面的差距有若霄壤。

　　理论上说，中小城市、农村地区更需要大学毕业生，在这些地方也更有用武之地。但实际生活中正好相反。人都是理性的，大多会做出“人往高处走”的选择，这种“高处”不仅仅指栖身城市的规模、繁华程度，主要是指生活质量和出头的机会。尽管长居北京这些大都市的外地人，抱怨大城市拥挤、空气质量不好、生活成本太高，却很少主动离开，无非是利弊权衡的结果。在人才聚集的大城市，各个行业的从业者都比中小城市的机会要多得多。以教育、医疗、养老这三大公共服务为例，大城市由于一般兼有全国或全省政治中心的职能，其市民享有优于其他地区的“特权”。

　　即使当蚁族也要留在大都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里的竞争环境相比中小城市更加公平。在大城市固然也有暗箱操作、走后门等等不公平的现象，但相较而言，由于大城市的分工细致，各行业专业化程度较高，舆论监督的环境以及居民整体权利意识优于中小城市，其竞争环境相对公平一些。虽说金子在哪里都能发光，但在大城市里显然更容易发光。一个优秀的大学毕业生进入一个世界500强的跨国企业，尽管竞争的对象水平更高，但由于机制较为公平，他容易脱颖而出。无数事实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在整个社会资源配置、制度环境没有较大的改变，更大的优惠政策没有出台之前，仅靠教育、人事等有关部门依靠某些方面的政策推动，是很难让“蚁族”离开大城市去广阔天地觅食的。

4“蚁族”身上隐藏的风险　　“蚁族”有可能带来社会风险的积聚。首先，可能带来公众投资教育意愿的降低。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教育远非一种消费行为，在此意义上，上学不仅仅是为了得到满足或效用。相反，“公共和个人用于教育的费用，意在获取生产性‘存量’。这种‘存量’包含在人体中，将来能提供各种服务。”而这些服务对个人来说，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充分发挥自已的潜能，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正是以上原因，家庭千方百计地使家庭成员在踏人社会之前能有一个较高层次的学历或学位。但是，“蚁族”的出现，似乎走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据最新的调查发现，越是生活在底层、农村及偏远地区的低收入人群，“上学无用论”已不绝于耳。

　　其次，应看到的是，“蚁族”的出现证明“80后”“穷二代”向上流动的机会相对要少，在社会地位上处于“要上不上，要下不下”的尴尬境地。据2010年的“蚁族”生存报告显示，蚁族中研究生比例上升3倍多，从2009年的1.6%上升到2010年的7.2%。近六成蚁族认为是社会因素造成了自己相对窘迫的生存状态，仅有一成多的蚁族认为是个人原因造成的。当他们认为造成自身窘境的原因不在于个人，而在于社会时，他们很容易对现实失望甚至怨恨，而一旦他们觉得自身无力改变现状并对社会进步彻底失望时，个别蚁族的怨天尤人，很可能转化为不理性的暴力、犯罪等报复社会的举动，进而引发各种社会问题。

　　正处于转轨时期，不完备的教育投资环境很难使教育投资得到最大的收益，这些体制的不完善实际上也给普通家庭带来更多的不利。“蚁族”的出现，不仅仅是个体的风险，更是社会的风险，如果任由其叠加，形成积聚效应，不但对个体是一种伤害，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将形成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