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关部委正在试编国家资产负债表，以摸清“家底”。这其中的主要部分之一应为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一位外管局官员告诉财新记者，国际投资头寸表是国家的对外资产负债表，是一国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状况的整体反映，也是国家宏观经济决策和市场涉外风险防范的重要信息参考。
 
　　国家外管局近期公布今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可以看出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的结构分布依然集中，对外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以外汇储备为主，外汇储备余额33148亿美元，占比67%；对外金融负债主要集中在私人部门的直接投资等，外国来华直接投资（FDI）19032亿美元，占比60%。
 
　　不过，在对外金融负债中，外国来华直接投资上半年虽然同比上涨20%，环比上涨3%，依然呈上升态势，但增速明显趋缓。这引发了业界有关外资撤资的猜测。表中外国对华的证券投资3011亿美元，比2011年底增长近22%，应是是扩大了QFII额度后的结果。
 
　　一位外管局官员透露，官方认为资本流出是正常现象，对经济没什么影响。“汇率没有波动。市场也没有恐慌，我们的海外融资还在增加，投资是净流入，其它投资的负债资产也是净流入。”
 
　　一位资深金融专家也认为，如把国际投资头寸表、国际收支平衡表、央行资产负债表放在一起分析，说明再在过去老路上走已很危险，就知道现在具有战略意义的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开放、利率汇率市场化等都是为了纠正过去的扭曲，“金融改革时不我待”。
 
　　资本谁在流出
 
　　在对外金融负债中，FDI为19032亿美元，同比上涨20%，环比上涨3%，依然呈上升态势，但增速明显趋缓。这引发了业界有关外资撤资的猜测。而证券投资3011亿美元，比2011年底增长近22%。
 
　　“一个无法回避是事实是，成本，主要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会使得中国此前的低附加值的产业部门迁出中国，比如纺织企业，他们会选择越南这样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相对较低的东南亚地区去生产。”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高级经济师曾丹烁指出。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放缓的原因，北京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贺力平认为：首先，外商来华投资规模已经很大，增速放缓是顺其自然；其次，中国国内市场上已出现了一些外商投资向外转移，比如相对简单的加工业，转到其他劳动成本更低的经济体；第三，更多的外商投资是以参与股权并购的形式参与的，如今很多领域对外商股权并购这一块的开放度还不够高；最后，今年宏观经济还在下行当中，外商呈观望态度。
 
　　不过，有市场人士认为，FDI留存利润有可能低估，即便中国目前有2万亿美元的净对外投资，整体的对外投资收益，或许依然为负。由于多种原因，目前中国国际收支头寸表上的FDI余额，是“历史成本法”计算考量。而在美国等国家，对FDI的统计均是“市场价值法”。
 
　　但外管局人士认为，该方法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可的有效方法，并且随企业会计记录的完善而与市场价值越来越接近。从多年来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汇回和利润留存的数据来看，其与国际投资头寸表中记录的在华直接投资总量相匹配。即便在金融危机期间也没有出现利润大量流出的情形。
 
　　此外，一位外管局官员透露，现在资本外流的主力其实是中国人自己，与外国人没什么关系，“进行了分析后，外资投资企业的本金撤资同比还下降了”。
 
　　他解释说，很多中国企业以前不能用外汇结算，现在拿了很多外汇用不出去，于是存在银行，银行到外面去投资。此外，地下钱庄和虚假申报也是资本外流的另外两个主力因素。其中地下钱庄有可能根本就不进入中国，“两头在外”，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没法管理。第三是虚假申报，“我们当然尽可能的确保真实，但是只能是表面真实，出示相关单证就放行。不可能保证它100%是真实的交易，真要做到笔笔都真实的话，社会交易的成本也会很高。”
 

　　储备之痒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中国外储经历了爆发式增长。中国外汇储备1996年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2006年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2009年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2011年突破3万亿美元大关。
 
　　国家外管局国际收支分析小组认为，保持充足的外汇储备，对于便利企业对外开展经济交往活动、确保国际清偿能力、提高风险应对能力、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利于鼓励藏汇于民，通过拓宽资本输出渠道，逐步优化我国对外资产结构和提高外汇资源使用率。对外负债以来华直接投资为主，具有长期经营、稳定性强的特点，有助于引进先进技术和优化企业管理制度，对金融稳定具有积极作用。
 
　　但贺力平认为，中国外汇资产一直占比很高，是因为中国对外投资私人渠道相对不足，对资本的流出还是存在很多管制，和金融相对不开放有关。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认为，中国外汇资产过大说明人民币不是国际化的货币。同样德国和日本也都是贸易顺差大国，但从外汇储备来看，都是藏汇于民。日本官方储备资产只占日本对外资产比重的17.6%。德国一直维持经常项目下的顺差，资本项目下的逆差，从而保证整个国际收支平衡，这也是因为欧元本身是国际货币，没有必要存有大量外汇储备。
 
　　贺力平认为，从去年末开始中国外汇储备开始减少，这是市场资金流动的反应。市场还是继续有贸易顺差，但在金融账户里，外商对中国的证券及其他投资有所减少，国内也有一些资金流失到境外。这样一来，资金的流动从去年四季度开始发生了变化。
 
　　曾丹烁表示，经济学一直将汇率与贸易顺差挂钩，外汇储备下降带来顺差缩小。其实从2003年人民币承受压力以来，贸易顺差对中国来说更多的是一种负担，外储下降，顺差缩小，可以一定程度减小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其实从十年多前，中国的外贸政策目标就不再盯住顺差，或者外汇储备的增加了。盯住外汇储备的政策仅是阶段性的应对措施，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外汇储备薄弱。但自从中国加‘入世’后，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外汇储备快速增加、人民币汇率成为中国主要面对的外部事件后，中国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没有追求顺差的冲动。”曾丹烁表示。
 
　　失衡的债权国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分析小组指出，国际投资头寸表所反映的是资产和负债的存量，也就是截至某一时点的余额。国际投资头寸的变动由特定时期内的国际收支交易、价格变化、汇率变化等引起。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相抵后的差额就是净头寸，如果对外资产大于对外负债，即表现为净资产，则该国或地区是对外净债权国；反之，为净债务国。
 
　　从国际投资头寸表看，中国对外净资产逐年大幅增加，从2004年末的2764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中的17488亿美元，年均增长37%。截至2012年5月，是仅次于日本的世界最大对外净债权国。
 
　　尽管世界第二大债权国的地位使中国成为国际资本供应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张茉楠认为，债权国的头寸结构依然存在很大问题。中国对外资产有七成是外汇储备，但负债有六成是FDI。
 
　　张茉楠曾撰文指出，作为国际债权大国的中国陷入了“斯蒂格利茨怪圈”。所谓“斯蒂格利茨怪圈”，是指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将本国企业的贸易盈余转变成官方外汇储备，并通过购买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债（收益率3%－4%）回流美国资本市场；而美国在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大规模接受这些“商品美元”，然后将其投资在以亚洲为代表的高成长新兴市场获取高回报（收益率10%－15%）。这实际上是失衡的国际资本循环方式。
 
　　“作为不成熟的债权国，中国无法以其自身货币进行放贷，因此，大量贸易顺差带来的是货币不匹配和储备资产贬值的风险。”张茉楠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