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历史，中国人民可谓饱受离乱之苦，国家安定统一的时候很少，正因为如此，被人传为美谈的盛世就格外被我们珍视。在历代的盛世之中，康乾盛世无疑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汉初“文景之治”40年，其间爆发吴楚“七国之乱”；“贞观之治”，也不过20年光景；最为人称道的“开元盛世”，延续了40多年便在“安史之乱”的喧嚣中戛然而止；此后便是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后人对此难以理出头绪；明太祖、成祖时期号称强盛，但到明英宗就发生了“土木之变”，闹出了皇上被瓦剌蒙古掠走的奇事,此时上距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只有80余年。所以说从康熙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开始，承平百年之久的康乾盛世实为中国历史所罕见。
 
    康乾盛世不仅使中国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局面，而且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将之联系在一起，成为唇齿相依、血肉相连的整体。康乾时期人口突破三亿，直到18世纪末，中国制造业在世界所占份额相当于英国的八倍、俄国的六倍、日本的九倍。《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化工程的完成，使得文化繁荣达到空前高度。大国气象，非指一端。
 
    为什么在封建制度穷途末路、气息奄奄的垂死阶段竟然出现了前无古人的盛世呢？一个持续百年的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的局面是首要原因。
 
    康雍乾三位皇帝百年相承，精心完善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使朝廷统治效能空前提高了。与汉人的政治理念截然不同，康熙年间创行的奏折制度，向皇权集中、高效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到雍正年间创设军机处，国家中枢以处理重大、紧急、机密军政事务为主体，辅以处理日常军政事务的内阁，居然实现了以皇帝个人之力独揽国家一切繁杂军政事务的目标，而事实上也确实达到了机构精简、迅捷高效、机密严谨、运转和谐这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境界。
 
    汉族皇帝恪守古训，当实践与古训相悖，往往倾向于复古，如果实在不能照老样子活下去了，一两个凤毛麟角的改革家也只能从儒家经典宝库中发掘改革现实的理论依据。而清朝这三位统治者无疑更具有改革和务实精神，在他们三位的心中，都带有清晰的连续性的治国方略。其中“西师”和“南巡”就可窥一斑。“西师”是指康熙时期清廷两次进军伊犁、最后平定准噶尔蒙古（即漠西蒙古，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叛乱的战争。准噶尔在全国的战略布局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它的首领噶尔丹也意图与清朝争夺中国的霸主地位。其兵锋所指，南向西藏可以挟持达赖和班禅以号令青藏高原，向东可以扫平喀尔喀蒙古（即漠北蒙古，位于今蒙古国境内）和漠南蒙古完成统一大业。准噶尔对于清王朝已不是什么肘腋之患，而是心腹大患。准噶尔一日不除，大清都将直面被颠覆的可能。康熙帝决不是养奸之人，他那种决绝与果断，充分展示了他心中的谋划和战略布局。而“南巡”与“西师”不同，康熙、乾隆的六下江南虽不能说没有游山玩水的成分，但主要还是基于清醒的政治战略方面的考虑。康熙和乾隆认为，要想强化对汉人的统治，关键之处在于能否使江浙地区的汉族知识分子稳定并服帖下来，因为江浙当时是华夏文化的荟萃之所。“西师”的锋芒具体指向是准噶尔蒙古，宏观的战略意图在于广袤的蒙藏边疆地区的稳定；而“南巡”的意义则在于它蕴含着驾驭整个汉族人民的深远用心。
 
    康雍乾三位皇帝本身的优点和特点是中国实现百年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可以说，直到18世纪后期，中国在全世界都占有绝对优势。然而在一场无声的大国竞赛中，中国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问题，转瞬之间急剧衰落，成了西方列强疯狂吞噬的一块肥肉？
 
    人口激增，米价上涨，通货膨胀，直接反映出经济领域的危机；与此同时，皇权又得到空前强化，甚至出现了“出一言而盈廷称颂，发一令而四海讴歌”的政治迷信。极端专制的痼弊越来越严重，由此也导致了政治腐败、因循守旧和事关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前途的战略性决策的失误，成为国势由盛转衰的直接原因。
 
    人口压力在康乾盛世起步时就隐隐出现了。历史表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往往会推动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而能否跨出这一步还取决于是否存在缓解人口压力的空间，以及统治者采取的对策合理与否。依照传统思路制定的对策不外乎鼓励垦荒，最大限度地增加土地资源，养活过剩人口；或发展工商业、城镇服务业和农村手工业吸纳过剩人口；或海外移民和海外殖民。康乾时期的人口政策是以鼓励垦荒为核心的传统型政策，同时对东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富有近代性的新政策。从经济上看，成倍增长的人口与大幅度增加的垦田相结合，把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这正是康乾盛世经济繁荣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但与此同时，耕地是有限的，而人口的增加是无限的，一个有限与无限的矛盾几乎不可调和。乾隆除了把天下人民“驱之尽务农”之外，别无他法，直到最后他已失去了养民的信心。康乾末期，已不能做到家给人足、比户丰盈。被抛到社会边缘的苦难群体已经秘密借助白莲教的组织蓄势待发，乾隆传位给嘉庆的禅让大典刚刚结束，他们就呼啸而起，撕破了康乾盛世华丽的外衣。
 
    物价问题和人口问题密不可分。从康熙晚期物价问题显露之日起，清朝最高统治者就始终认定人口膨胀是造成物价持续上涨的主因。可以说，他们正是从物价问题上感受到了人口膨胀的最初压力。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初冬，康熙论及粮价时说：“今岁不特田禾大收，即芝麻、棉花皆得收获。”可为什么“如此丰年而米粟尚贵”？春荒粮价涨，秋熟粮价落，本不足怪，现在为什么出现了不管收成丰歉而粮价皆贵这种千古罕见的反常现象呢？雍正探究米价居高不下的时候，认为“地土之所产如旧，而民之食之愈多”是其主要原因。应该说康乾时期的领导者已经开始把物价上涨作为一种宏观现象考虑了，然而他们大多把持续上涨的物价归因为“生齿日繁，采买过多，风俗日奢，米谷出洋”等等方面，以后再也没有展开过有关物价持续上涨的深入分析，乾隆皇帝最终无奈感叹：“朕反复思之，不能深悉其故，亦未得善处之方。”
 
    康乾时期通货膨胀的压力到底有多大呢？根据史料统计，18世纪前后百余年间，价格总水平上涨了300%；康熙晚期以后百年间通货膨胀率约为1.1%。不可否认，这种温和的通货膨胀同时也刺激了康乾时期的经济复苏和增长，也正是康乾盛世经济繁荣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然而立足于农业社会的传统财政体制经受不住长期的通货膨胀的严峻考验，到18世纪末通货膨胀所引发的动荡已经到了令统治者无法坐视的地步。政府直接垄断的与国计民生攸关的几大经济支柱——滇铜、漕运和盐业，几乎同时从兴盛走向萎缩，并最终陷入绝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物价上涨则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物价上涨300%，满朝文武官员以及满汉兵丁的廉俸却几乎百年维持不变，养廉、俸饷不敷日用办公之需，文武百官只好“设法”另谋生财之道。乾隆中期以后贪风日盛、弊规泛滥，不能说与此无关。但为什么国家不对已不合时宜的财政体制加以变通，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水平下物价不断上涨的趋势呢？这就有必要对当时僵化的财政体制加以探究。
 
    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清廷每年大体严格遵守入银4000两、出银3000两这一财政收支格局，乾隆初期户部侍郎梁诗正称之为“经制有常”。清帝世守“永不加赋”的大训，一味追求稳定的政治目标，宁肯出以“扣廉归款”的秕政，也不愿与时俱进、谋求变革，结果不但贻误了中国社会在近代转型前夜发展的机遇，就连欲求社会稳定也不可得。人口激增与物价上涨集中反映了经济领域出现的问题，暴露出国家政策在经济、民生方面的失误；而在政治方面，皇权的过度膨胀也成为康乾盛世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
 
    皇权到了康乾时期得到了空前加强，这一方面提高了执行力，保证了政令的畅通和高效运转；但同时它也缺乏一种制约机制，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制衡的皇权，犹如脱缰野马，无拘无束，天马行空。这从一个角度可以洞彻皇权的膨胀对盛世转衰的影响。康乾时期引人注目的重大决策失误就是限制西方国家只能在广州一口通商，即所谓“广州单口通商”。康熙统一台湾后，立即解除海禁，开放粤、闽、江、浙；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至少有18艘外国商船抵达广州与中国通商。当时以“海上霸主”自居的英国，自然有一种孤傲自大的霸气，对中国广州海关的种种限制觉得忍无可忍，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摆脱广州口岸，重新开展了以定海、宁波为中心的对江浙地区的贸易。乾隆得知英国商人设法北上的企图后立即作出反应，以“海滨重地”应“防微杜渐”为由，命传旨闽浙总督加强防范。乾隆二十二年初，新修订的浙江海关现行税则出台，征税较之广州海关提高一倍，以达到“不期禁而自不来”的目的。没想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照来不误。英国人有商业头脑，知道丝绸、茶叶、瓷器的主要产地在江浙一带，就近采买可以大大降低成本，他们不怕提高关税，而是怕广州海关多如牛毛的陋规以及没有名目的勒索。不久之后，乾隆帝最终下令只准洋商到唯一的对外口岸——广州——进行贸易，这意味着“准许在中华帝国东部口岸贸易的时代宣告结束”。广州单口通商是关乎中国历史走向的一个带有象征意义的节点，在中西贸易对中国内地具有越来越强劲的助推力时，乾隆却固执己见，不允许江浙海关开放，一念之差错失发展良机，铸成了今天追悔不及的历史遗憾。
 
    当世界形势业已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正从传统社会迈向近代门槛而矛盾丛生困难重重的时候，当最需要国家决策符合形势的发展和实际需要的时候，却恰逢皇权制度膨胀致使重大决策一再失误，一次又一次失去了从衰落颓势中振作起来的宝贵机遇。当我们今天考察康乾盛世时，不仅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入手进行分析，更要延伸开来，有一个全球的视角。
 
    19世纪开始以后，中国国势迅速衰落，不仅是历代王朝更迭的宿命，而且暴露出植根农业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缺陷。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欧美西方列强日新月异的发展。乾隆子孙凛然恪守“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的“家法”，因循守旧，不思变革，对日益逼近的西方列强麻木不仁，终于把中华民族推向了苦难深渊。日本学者这样形容中国近代以来的境遇：“中国就如同一条巨大的蟒蛇，由于两千年来的蜕皮，本应该在洞穴休养生息，使自身得以复苏，以崭新的姿态傲立于世，但事实上这条巨蟒没有喘息的机会，反而因暴露于荒野而不断遭到猛兽袭击，被噬咬得千疮百孔。”他所说的“蜕皮”指的就是中国由传统社会转向近代社会的蜕变。

【大地网责编秦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