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近年来经常思考的问题之一。当前的中国的现实是：弥漫性的的腐败从官场已经渗入各个领域，包括本该是净土的教育、文化领域；行业失范，食品、药品都可以下毒；各种伤天害理之事，乃至荒诞剧层出不穷。人人哀叹：道德滑坡，人心不古。中国人钱袋鼓起来而精神趋于空虚。面对这种情况，人们提出了各种诊断，开出各种药方。争论了一百年的东西文化优劣之论又兴起，出现了“国学热”。另一种极端是怀念过去闭关锁国，在物资极端贫乏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在幻觉中想象似乎中国曾经有过人心朴实的一片净土。

　　关于这个问题，本人自本世纪以来发表过一系列文章，如“方孝孺与布鲁诺”、“重建精神的家园”、“文化与制度：鸡与蛋的关系？”，以及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些论述。今天在这个基础上，再作进一步的论述。过去已经写过的，尽量不重复，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读，但是有些重复是难免的。

　　（一）人性

　　1. 人性双重论：义利之辨

　　性善、性恶是中外哲学、宗教的出发点，也是分歧很大的问题。本人是人性双重论者，这是出于自己的经验和观察，不是来自哪一个学派或教派。“人之初”，就带着两种因子。第二句“性相近，习相远”，非常精辟。在不同的环境和教养中，人可以发展善的一面，也可以发展恶的一面。在儒家的学说中就是“义”“利”之辨。荀子被认为是主张“性恶”的。但似乎并非如此。他有些话明显是人性双重论，例如：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

　　2. 人之所以为人的特点

　　什么是人的最基本的先天的本性？第一是生存，第二是延续后代。所谓“食、色，性也。”不过这是动物的共性，是作为人的必要条件，不是充足条件。人之异于禽兽者，主要是有思想，而且不断进化，从此演化为万物之灵，所谓“灵”就代表精神。派生出羞耻之心、善恶是非观念、美丑标准、发明创造的能力，等等……离动物越来越远，成为万物的支配者，脱离野蛮原始状态走向文明社会。与其他动物相比，在各种器官中大脑最发达。

　　这里举一段我个人的经验。1949年以后“思想改造”，从学社会发展史开始，树立劳动创造世界的观念。猴子为什么变人？因为前肢发展为手，可以劳动，制造工具。从这里引申开去，只承认体力劳动，而把脑力劳动归入剥削，狠批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到“文革”时达到极致。在上世纪59、60年代“大跃进”造成的饥荒时期，我们在北京，有幸免于饿死，但是也有挨饿浮肿的经历。肚里没有水，总想吃肉而不可得。在此期间我正好读到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提到，肉食大大促进了人的脑髓的发展，他说，“如果不吃肉，人是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的”。还有发明火，吃熟肉，缩短了消化过程，更利于大脑吸收蛋白，促使人类进化。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提到东半球的人比西半球的人进化得早，是因为更早有畜牧业，以乳肉为主，而西半球的人还是以植物为主要食料，所以脑子比西半球的人小。我对这点印象极深。因为这是与我们自49年以来所受的基本政治教育相违背的。同时也心中比较舒坦，因为我那时常常想吃肉（荤菜），自己觉得很惭愧，这段话似乎使我这种欲望取得了合法性。那个荒唐岁月，连吃肉也要从革命导师那里找到依据（！）总之，不管恩格斯怎么说，人大脑发达，从而有思想，是有别于动物的特点，这大概是不会错的。实际上，手的劳动也要受大脑的支配。

　　人与生俱来的本性：

　　1. 首先是要自由。从观察婴儿对捆绑的挣扎到古今中外以监狱（剥夺人身自由）为惩罚，说明爱自由是天性。但这也是动物的共性，把鸟兽关在笼子里，也不乐意。所以人之有别于禽兽的自由首先就是思想自由，是精神层面的自由。就是思想的自由驰骋，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文明。

　　2. 利己和占有欲。从观察婴儿就可以看到，智力正常的婴儿对自己喜爱的东西，都是抓住不放的。所谓“孔融让梨”当然是后天教出来的。儒家把欲利当做“恶”，其实不一定。这本身是中性的，没有善恶之分。但是用什么手段达到这一目的，就有区别。界限就在是否为利己而损人。因此，才需要定出许多规则来，划定不损人的界限。社会越复杂，规则也越复杂。否则，人类社会就永远停留于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野蛮状态。这就是儒家所谓的“义”“利”之辨。也就是荀子所说“欲利”与“好义”，谁克服谁。

　　3. 好奇：对不知道的事物探索的兴趣：发展成为科学、哲学，智力的开发。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些天性在不同的环境下有的受压抑，有的发展，向不同的方向延伸到很远。逐渐形成不同群体的个性。

　　（二）文化

　　关于文化，有上百种定义。这里只从一般常识来讲，不作学理上的探讨。

　　总的说来，文化是后天形成的。

　　1. 共性：

　　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从古代走到现代的共同的方向。这是大文化，是全人类共同的：除了物质层面外，自由、公平、人道、和平、去恶向善，都是共同追求的目标，各种宗教都包含这一目标。各民族、各地区有先后之分，各自的经过的道路可能不同，但是大的潮流是一致的。

　　周有光老先生说，他不信哪一种宗教，但是信仰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这也是一种信仰。

　　由此形成的伦理道德观（现在叫“价值观”），抽象来说，基本上是普适的。如果有差别，也是大同小异。勇敢对怯懦、诚实对狡诈、守信对背信、仁厚对残忍、见义勇为对见死不救……。从抽象意义来讲，各种宗教、民族的善恶标准都无不同，但是在具体表现形式与侧重点上，随地域与时代而异。对于个人修养的道德观，大多数来自克服动物的本能，使之服从于一定的规范，归根结底是避免自己的欲望损害他人的利益。

　　2. 特性

　　我们现在提到的“文化差异”，大多数是指第二层次的：语言、文学、艺术、审美、生活习惯、风俗、礼仪……不同地域的各群体、民族从历史上长期形成各自的传统和特色，丰富多彩，可能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但不可能也不必求得一致。正因为其不同，才使人类文化如此丰富多彩，世界如此有趣。实际上我们现在讲传统，讲特色，最多的内容是这个层面的。

　　当然有些是与社会发展阶段有关的陋习，随着社会进步而自觉或被迫改革。（例如中国的妇女缠足、古罗马斗兽、近来废除西班牙斗牛也提上日程）。还有以取笑或贬低某种弱势群体的艺术（如残疾人、某个种族或职业），等等。这些随着社会向着人道主义文明的发展，逐渐受到淘汰。

　　（三）制度与政治文化

　　归根结底，现在中国人纠缠不清的中西文化问题，实际上是制度文化。当前，官方把发展文化提上优先日程，高调唱响“主旋律”，要以政权的力量建设“核心价值观”，国家财政投巨资支持主流文化产业，并且努力“走出去”以加强“软实力”，这一切都为了与西方抗衡。

　　实际上，这是以文化问题掩盖了制度问题。一个民族或群体在某一种制度长期统治下、熏陶下形成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可以成为一种“文化”，或称之为“民族特色”，反过来，这种文化惯性又可以影响制度，或阻碍制度的革新。许多民间谚语，也是长期制度造成的，例如“祸从口出”，是中国人长期在言论受到钳制的制度下通过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在言论自由的国家就不会有这种谚语；例如“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就不会在公民社会流行。

　　中国的农耕文明和与之配套的皇权专制时间最长，在两千年中形成一套思维习惯，精英和草民都有共同之处。例如等级观念、重人治、轻法治，重官权、轻民权，重家世、轻个人奋斗；熟人社会形成的亲疏远近的观念导致对公益的冷漠；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明君、青天，而不是自己维权，等等。

　　关于对自由的追求。有人说这只是少数精英的追求，中国普通老百姓不太在乎自由，更在乎生存，安居乐业。这只是天性受到长期的压抑的结果。其实安居乐业本身就包含自由。如果没有创业、居住、迁徙的自由，如何做到？同为中国人的香港和台湾的居民为什么表现出比内地人更在乎自由？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的今天的内地居民肯定比闭关锁国时期对自由的要求更高，实际上相对说来也享有更多的自由。所以有许多看起来是“文化特色”，实际上是阶段性的，是某一特定时段内制度造成的。在某一个时期文化是第一位的，在另一个时期，制度是第一位的。我在《制度与文化，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文中已详细论证。

　　关于制度文化，这里提出两点大的概念：

　　1. 政府和国家观念：

　　1）西方中世纪以前的“君权神授”和我国的“真命天子”“奉天承运”“打江山、坐江山”观念：政权基本上是武力打下来，假托神授，以取得合法。神授不仅是给一个人，而是给一个家族，所以祖辈打江山，子孙坐江山，直到被另一拨人用武力推翻。在这种制度下，国君有生杀予夺之权。

　　2）现代的统治权民授的观念。从古代到现代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不必详述。到十七世纪约翰·洛克集大成提出《政府论》，是现代国家的理论基础。根据这一理论的逻辑：自然人本无政府，自然资源可以随便取，但是加入了自己的劳动，就成为私有财产。由于需要保护财产，才推举出一个或一些人管理，让渡出司法权。所以管理者（即后来的政府）最主要的职责是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父子是自然关系，所以父母有抚养子女的责任，因而子女可以继承财产。但是统治权力（power）不能继承，一个君主死了，就应由民众重选。被推举出来实行管理的人没有时间从事生产，所以人们公摊一些钱物给他们以为补偿，这就形成纳税制度。

　　以上两种不同的制度文化，对“谁养活谁”的看法是相反的。

　　过去的观念是“食君之禄”，现代的观念是由纳税人供养。纳税人是主人，所以必须监督钱是怎么花的。“无代表，不纳税”。不过中国过去也有过“尔奉尔禄，民脂民膏”之说。也是一种朦胧的觉悟。如果明确了谁养活谁的问题，足以颠覆整个忠君的伦理道德观。

　　3）第三种国家观念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阐述的，而为前苏联和大批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所实践：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所谓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不承认人人“平等”的观念。一个阶级有千百万人，如何实行统治？通过政党，这个政党实际上也不是那个阶级选出来的，是自己组织起来自称代表那个阶级的。但是实际上政党人也太多，只能通过少数领袖，最后高度集中到一个人。中国“文革”时发展到全面专政，以林彪的名义提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是从第一种政权的观念发展而来，权力集中达到登峰造极。为了把自己的观念合理化，这种理论硬把第二种政体也说成是“专政”，说一切国家都是阶级专政。其结果就是彻底否定了法律的权威性。

　　2. 法治还是人治

　　1）人治：中外古代王朝都有人治的观念：百姓的幸福取决于“明君”、“昏君”还是“暴君”，或者掌权的宰相。不过人治的观念在中国最长久、最发达，形成一种传统文化。这在儒家的政治思想中最成系统，其依据就是“以德治国”。孔子的理想：掌握统治权的“君子”和道德高尚的“君子”是合二为一的。都是以身作则，树立一种风气，然后“小人”风从。但是几千年从来没有做到过，权力与道德从来没有统一过，因为孔夫子没有想到权力缺乏监督是一定会腐败的。事实上，历代帝王基本上是以法家为里，儒家为表。毛泽东一语道破：百代都行秦法制。

　　在农业社会、等级制度下，百姓可以“认命”，宣传知足常乐，乐天知命，可能还有一定效果。现在一个靠权势攫取大量社会财富的人，一面炫耀自己满身名牌，一面提议给每个老百姓建立道德档案，要求大家学雷锋。只能成为讽刺。

　　2）法治：其理论的依据是，对政府的权力必须限制和监督，绝对的专制，绝对导致腐败，到现在还没有例外。欧洲从十三世纪《大宪章》形成的宪政的观念：最高权威是宪法，不是哪一个人。然后根据宪法原则，立各种具体的法律，对任何具体的事件都以有关的法律为准。如何实施？于是设计出一整套制度来，这就是民主制度。

　　在高度工业化、复杂的市场经济、激烈竞争时代，只能靠刚性的法治，不可能靠感化、靠道德教育。不让毒胶囊制造者倾家荡产，道德高尚的药商就只好破产。所以现在在中国大力宣扬文化、回归传统道德来应对恶性的社会问题，有的人是出于无知或天真，有的人则是有意掩盖法治的缺失，逃避制度的责任。

　　3. 当前中国是制度问题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看在什么特定的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有了新的制度，需要大力突破旧的文化势力、思维习惯；而当前中国表现出来的是道德滑坡，实际是制度问题，是法治缺乏的问题。现在的关键是需要突破制度，建立健全的法治。使一个社会多数好人得好报，而不是相反。在保证好人有好报的环境中，人们自然会形成行善的习惯。诚然，比起成熟的民主国家，中国人在文化上、观念上还有许多不成熟之处，有些旧文化、旧观念是十分顽强的，有了某种好的制度，还需要长期的教育和锲而不舍的推动，有时还要有强制手段，才能逐步实现。（例如美国种族歧视从立法到真正得到落实经过了一百年，期间还经过了联邦政府派兵到州里执行强制手段）。所以百年前孙中山提出“训政”。但是一是要真的要向这个方向“训练”，二是要在游泳中学游泳。若是整个环境背道而驰，再过一百年也“训”不出来。

　　澄清几个当前流行的说法：

　　——“用东方文化挽救所谓‘西化’的种种弊病”。这个问题我在《重建精神家园》一文中已经说明，认为西方重物质、东方重精神；西方纵欲、东方禁欲；西方重争斗，东方重和谐……等等，只要正视历史事实，根本站不住脚。古圣先贤著作里写的，不等于实践中已经做到，相反，正因为现实情况相反，才需要大声疾呼予以纠正。（周恩来对外国记者说：你们看我们的报纸大力宣传什么，正是我们缺什么。）人们往往向往古代淳朴的民风，认为现在物欲横流都是市场经济之过。这就像怀念童年时期多么天真纯洁，长大后变得世故、复杂，生出许多烦恼。不论那个古代是否真的那么美好，反正是回不去了。连孔夫子向往的“三代”，他也回不去，何况我们所处的现代世界？所以唯一的出路是向着现代文明：自由、平权、法治、人道努力。

　　——“中国是所有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沦为殖民地而延续至今的国家，所以说明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特别优越而坚韧，因此无需改变。”

　　此说似是而非。首先“中国”指什么？如果是以汉族为主的中原，那么从“五胡乱华”到元朝、清朝，已经被“殖民”多次了。至少“元朝”应该算是亡于蒙古族，清朝算是亡于满族。否则为什么以岳飞、秦桧辨忠奸；为什么吴三桂、钱谦益算卖国投降？如果不算“亡国”，为什么要抵抗，打得那么惨烈？为什么一定被欧洲白人占领才算殖民？诚然，征服中原的蒙古族和满族在文化上都汉化了，典章制度也基本上采用中原皇朝的。（其实清朝已经改了许多）。那是因为，中原当时的农耕文明确实比游牧民族的先进、精致，汉族的语言、文化（也就是上述第二点的文化内涵）实在发达，皇朝统治的制度设计的确非常周到，便于统治。所以他们就采纳。文化总是从高处向低处流的。但是当19世纪中期，古老的农耕文明遇到工业文明入侵时，就不堪一击了。鸦片战争失败没有被英国全部占领，绝不是中国文化的胜利，是因为当时的世界形势，英国不可能，也无意一家独吞整个中国。假设——当然只是假设——中国在19世纪中叶像被蒙古或满族征服一样，被某个欧洲国家征服，汉族的文化显然不可能把人家给同化了。当然也不可能完全被同化，例如印度文化至今还保留下来，但是在典章制度上肯定是先进的同化或改造落后的。

　　有一点常为国人所遗忘，或故意忽视，就是实际上中国在文化上开放的时期比封闭的时期长，所以汉文化不断融入和吸收了许多异族的文化，才有其生命力。最后一个阶段就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西学东渐，才造就了今天的现代中国。没有这种开放和融合——有时是以民族屈辱为代价——中华文化早已萎缩。

　　当前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潮流下，封建糟粕沉渣泛起。我已有文章指出在宣扬“妇德”、“孝道”的名义下，竟然“三从四德”、“二十四孝”以及奢靡的殡葬和豪华坟墓都在借尸还魂，而且和当下的社会腐败结合起来，把百年前早已摈弃的恶俗和文化糟粕又捡回，这才是中华文化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