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有许多新疆的驮工翻越昆仑山，在死亡路上徒步拉运抗战物资——轮胎，当年这个壮举竟是由几个汉族青年学者带领实施的。在数座海拔7500米以上的冰川雪峰，人类徒步翻越都几乎不可能实现，又怎么可能徒步驮运大批物资越过这条昆仑天险呢？当年这几个汉族学者是怎么来到了这里？随着一本本日记的流传和在世老人们的口述，才使这段历史逐渐浮出了水面。
     这条穿过了世界最坚硬的山区，跨越了中国最湍急的河流，蜿蜒上千公里的人迹罕至的高山通道，在抗日战争期间，一度是运送盟国援华物资的惟一通道。在这样一条支撑起中华民族生存的生命线上，他们九死一生，经历了无法想象的艰险与壮烈，运回了中国抗日急需的物资，缓解了抗战期间前线物资奇缺的局面。他们以生命的代价，书写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乃至世界近现代战争史上最辉煌的一章。
     而这一章是由维吾尔族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维吾尔族人、柯尔克孜、塔吉克和汉族人民共同书写的。
    ６０多年来，创造了奇迹的辉煌没有被铭记，被昭彰，被渲染，而是被时间的尘埃所覆盖，参与事件的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保持着沉默，这一沉默就是６０年。
     叶城距喀喇昆仑山口300余公里。这里至今还生活着当时第一批踏勘喀喇昆仑古驿道的6位历史见证人。85岁的吐尔逊?萨木萨克就是其中之一，他是马帮中的“恰卡”，“恰卡”在维吾尔语中指赶马的小工。60多年前，作为马帮的成员，他们三次翻越喀喇昆仑山，将一批批抗日急需英援物资从印度运回国内。
     １９４４年，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第七个年头。对于生活在西北边陲叶城的吐尔逊?萨木萨克来说，战争是那样的遥远。由于信息闭塞，在那之前，他从未听过关内发生战争的事，也没有想到因为一次特殊的驿运，他会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一个组成部分。
 
     在吐尔逊?萨木萨克的印象里，那是盛夏时节。那些天，一向寂静的叶城及周边热闹异常。原来，有人来招募驮工。
    驮工是个苦差事，因为要翻越昆仑山，高山反应随时会要人命；到了平原上，要防狼群袭击马队，还要防打劫的土匪强盗。
    天上是盘旋不去的乌鸦，它们跟随驮队“哇哇”叫着，专等着吃落崖摔死或病累而死的驮马尸体。
 
各族驮工没要一分钱

      这一次待遇很优厚，往返的报酬是２０个“坦戈”（银元）。那时，一个“坦戈”可以买到８０公斤麦子。消息风一般刮遍了山区的角角落落。
      １９４４年初秋，喀什、和田、克州三地紧锣密鼓地筹集了１０００余匹骆驼、驮马和牦牛，招募了１８０多名少数民族驮工开始了第一次驮运６０００个汽车轮胎的任务。
      刘宗唐老人说，５５天后，这些朴实的各民族汉子以超过１０％的死亡率返回。要知道，即使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这样的死亡率也是很高的。
      而他们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没有要一分钱。因为在漫漫旅途上，他们通过内地的青年知道了抗日，知道了关内的汉族兄弟在流血，在盼望用这些物资打鬼子。
 
  第一位驮工牺牲在异国

     午后，一束西斜的阳光洒进安谧的客厅，刘宗唐老人手撑拐杖，端坐在背靠窗户的沙发上，语气舒缓平和。他的叙述穿过被时光遮蔽的历史掀开一条缝隙，让我们得见当时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
    “这是一次重要的勘探，关系着能否打开这条通道，挫败日本帝国主义，重新开辟新的军援运输线，每个人都肩负着记录踏勘日记的使命。”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５日，经过１年多筹备，首趟运送抗战物资回国的驮队出发了。
     刘宗唐老人说，驮队在沿途准备了往返时人员、牲畜够吃的粮食和马料，边走边埋。这样能减少驮队载荷。他们中大多数是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和塔吉克族兄弟。在损失了１００多匹驮马，１０多名驮工因高原病倒在了路上后，驮队才到达列城。
     第一位牺牲的驮工只有２０出头。那天，他们从印度列城驮满物资返回，行进在山路上，一位小伙子突然滚下马背，最终他没能挺过去。一个维吾尔族青年就这样永远留在了异国。
 
高原之舟呼哧呼哧

    驮队在自然条件恶劣、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很快出现了高原反应。气压低，水无法烧开，罐头等食物吃完后，他们就靠半生不熟的羊肉补充体力，坚持走完全程，完成这一壮举。
     马帮从印度列城出发不久就要翻越一个海拔５０００多米的山口。像这样海拔超过５０００米的山口，全程有三处。路上积雪达半米深，而且山势陡峭。所谓山路，就是硬生生地凿开岩石，凹进悬崖仅够一个身子通过的小道，小道外面是万丈深渊和咆哮的河流。在穿过山口及险段时必须牵马步行，即使骑在马上，人朝向外的脚也不敢蹬在马镫上，因为一不小心，人和马就会从山路上滑下深沟。这样人可以在最后一刹那跳下马背，否则将无法生还。
     “天气越来越糟，一路上都是冰川。单枪匹马都很勉强，再驮两个轮胎翻越高山，实在是太艰难了。但最困难的还是空气稀薄，气压低。”刘宗唐仰着头闭着眼睛回忆。
     “牦牛走二三十步就‘呼哧呼哧’大喘气，必须停上几分钟再前行。人在马上稍作停留也会感到胸闷气喘。小有活动就气喘不已，谈话只能说一个字，喘口气休息后才能再说第二个字。连多吃点东西，也会马上心跳加速，人极容易死亡。”
 
驮队翻越班登塞

     第三天，马队行走到卡尔松山口，山路越走越陡，坡度足有35度以上，人是躺在马身上行走的。
     “走这条路，比我们想象的难度要大得多，这里空气稀薄，路上死伤了不少的骆驼，看来今后在这里筑路困难很多，非要用机器，内燃机，还要增加氧气才行。”刘宗唐在日记中这样写到。
      出发后的第五天，马队翻越一处叫做“班登塞”的山口。“翻越山口的那段路大概有三公里，有４０几个弯道，一路盘旋到山顶，再从山顶盘旋到山下。之后又是一段三四公里长的乱石堆。
      走弯道时，驮马一不小心就会摔下山；走乱石堆，驮马在石头上脚下一滑，‘啪＇一声，马腿就骨折了。
    有的马在乱石堆中走着走着，一头栽倒，再也起不来了。”
    抗日战争期间，战火没有燃到新疆，但是新疆的各族人民在后方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牺牲。
    重新挖掘这一史实的意义在于纪念，但更在于告诉今天的人一种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涵。
     当年，无意间参与了伟大抗日战争的和田、喀什的少数民族驮工，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他们才从调查这一史实的文史办人员嘴里知道了40多年前自己参与了一次中华民族的壮举。
    这些人依然生活在自己的家乡，过着简朴的农耕生活。   
    不避险者是勇士，不居功者是仁人。
    这足以让我们生出无限的敬意和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