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待遇差、科研经费分配不公、职称评审过程不透明、院士评选闹内讧，这些老生常谈的题目每每成为科学网成千上万人点击的热门话题。而浏览一些青椒的博客，沮丧、愤怒、抑郁等不良情绪往往占主导地位。然而，漫步在大街上、置身于农贸市场中，看着那些终日忙碌、收入微薄、岗位朝不保夕的小商菜贩、饭店服务员、修车摊师傅，似乎也并没有那么多冲天的怨气。闲来与他们交谈，大部分人日子过得不错：出大力流大汗，养家糊口，日子过得简单而平淡。在三百六十行里，似乎身居高楼大厦的当代白领的知识分子，幸福度还不如普通的工人、农民。

    每每这个时候，我总在想，导致当代基层知识分子幸福指数不高的原因是什么？也许，对体制的高度依附又无法改变，才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体制之痛的根源。

 

一、知识分子属于对体制高度依附的阶层

    历史上，知识分子历来不是独立的阶级，要么通过读书、修身的方式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治国、平天下的统治阶级一员，要么是成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式人物退隐山林。这种不独立，体现在对体制的高度依赖性，这种依赖性甚至高于可以在自己一亩三分地自由选择种植方式的农民、重利轻别离的自由迁徙的商人、凭自己一技之长炒老板鱿鱼的技术工人。建国以后，这种高度的人身依附性仍然没有改变。

    知识分子对体制的高度依附体现在不同级别教师的基本工资由国家统一制定，科研经费的大头来自于皇粮，高级职称的比例由政府部门划定，甚至研究生招生指标、录取分数线都由教育主管部门确定。自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本科、研究生专业目录、政治课比例由国家统一制定，学校、科研部门的主要领导、各级干部由党委组织部门任命。可以说，知识分子教学、科研、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无不打上体制的烙印。体制的每一次变革，都对知识分子的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难怪知识分子对事关工资待遇、科研项目申报、职称评审、院士评选的话题总是乐此不疲地高度关注。

 

二、知识分子属于对现有的体制最无可奈何的阶层

    历史上，人们往往把读书人称为“骚客”美誉，又被冠以“百无一用是书生”的雅号。虽然听起来刺耳，却也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尴尬地位：空有满腹经纶，手却无缚鸡之力，脱离体制无法生存，只能依附；体制弊端多多，除了发点空谈误国的牢骚外，对现有体制无可奈何。

    这种无可奈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普通知识分子只是国家宏观大局中的一颗棋子，所能做的只是被各种条条框框约束好的必选动作，毫无发挥的余地，如同一门课程的教学时数、上课时间、上课地点、教学内容、实验环节都是事先法定，任课教师没有多少自由发挥的余地；二是对工资待遇、科研项目申报、职称评定、实验室分配、干部任免等事关教师切身利益的体制之弊，在现有的行政化主导一切的背景下，普通知识分子根本没有发言权，即使偶尔被开明的领导屈身聆听也无济于事。于是，科学网成了骚客发泄不良垃圾情绪的好去处。

 

三、中国知识分子的体制之痛

    在教学、科研、工作等事关人生的诸多方便，知识分子毫无自主权，只是一颗可以随便摆布的棋子，大部分时间所做的东西都是早已事先规定好的必选动作。这种无奈感是知识分子体制之痛的一个主要体现。现有的体制弊端重重并呈现恶化趋势，作为对体制高度依附的知识分子，随波逐流于心不甘，脱离体制又缺乏勇气及生存技能，这种沮丧、抑郁感是知识分子体制之痛的另一个表现。

    人们常将当代中国的教育与民国、欧美相比，以此来抨击时下教育之弊端。其实，比较者忽略了比较的前提：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忙于内战、外战，无法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意识形态，放松了对教育、科研的体制约束，在较为宽松的体制下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得以释放；欧美国家由于教育、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民主约束机制的形成和完善，使知识分子对体制的依附不太紧密，体制弊端也可以得到及时矫正。反观我国的当下，这些条件都不具备。

    知识分子摆脱体制之痛需要2个条件：教学科研方面的主要资源来自于体制外、民主决策机制的形成。前者取决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巨大调整，后者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都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奏效，这个进程漫长得也许需要若干代人努力。因此，作为一种多年积累的慢性病，我们要做好终生忍受体制之痛的心理准备。当然，科学网的知识分子的满腹牢骚，也将成为一个多年不变、而又永葆青春的话题，只不过是换了个博主、换了个写法。

   想起了一句话：年年月月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