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离任(资料图)

    随着原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的去职，外界公认的部委个性发言人中，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国家林业局原新闻发言人曹清尧都已离开这一岗位。公众担心，个性新闻发言人的陆续离开，将让继任者和其他发言人更加谨慎、少言，不敢面对媒体。(济南日报)

    其实谢幕的又何止是“敢言”发言人，在越来越多的官员由于说错话而被停职，或被媒体断章取义一句话而不得不辞职之后，我们敢说话的官员的一并谢幕了。而在一些人欢呼这种媒体压过政府的现象之时，我们应当清楚的认识到，媒体是社会的咽喉，强社会、弱政府的格局绝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我们观察世界各国会发现，在理想的国家社会格局中，应当是强社会和强政府的对抗，双方应有互相合作的部分，也有互相激烈对抗并互不相让的部分。这其中美国是一个典型案例，其发言人往往从媒体中来，政府又与媒体建立了很深厚的秘密合作关系，但其更为特殊的一点在于所有媒体的主编在思想上与国家高度一致，因此任何对其制度或国家重大战略如航天、战争否定的文章是很难付梓的。

    当然强政府和弱社会的格局也颇为常见，按照亨廷顿的理论，发展中国家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其中一条就是适度的压制媒体，保持政府在建设中的绝对强势地位。这种情况在大多发展中国家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但同样的，在东南亚及韩国等地也由于一定历史原因逐渐形成了弱政府和强社会的格局，我们通过对其的观察会发现，诸多媒体的林立非但没有全面多角度帮助群众了解事件，反而为了吸引读者不断的制造话题、攻击政府，并逐渐变为全民指责政府的局面。例如台湾地区和泰国就很明显，政府高效的事情媒体会从道义上指责，福利的事情媒体会从效率上指责，双赢的事情会从损害部分民众利益上指责，加之其很多媒体有其党派立场和集团利益，造成了政府做什么都是错的，民众每天都是愤怒的。

    而我们目前媒体也正在朝这条路上走。笔者留意了一下美国的新闻发布会，也留意了一下我们08年之前与之后一些突出事件新闻发布会的对比。在美国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问的最多的是“how”、“what”、“who”，即事情怎么样了，政府如何应对，谁是元凶，什么造成了这一切。我们的新闻发布会在08年之前也大抵是这样一个路子，但现在慢慢变成了“why”，即为什么，记者提问都成了清一色的“请问对此你要怎么解释”、“你怎么解释这个矛盾”、“你是否承认政府在此事上有重大过错”等等。可以说，我们对政府如何收场，故意看其难堪的兴趣已经超越了对事件本身的关注，这也培养了一大批“乐灾”心理。

    但实际上，我们应当明白的是，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职责其实只不过是向外界宣布事件进展，有时其了解到的内容甚至不比媒体多。如果我们只是问事件进展、最新情况、事后处置、如何问责等，这些所谓“敢言”或个性的新闻发言人都算得上称职，也无纰漏。但如果我们反复向其讨个说法，要个解释，给个真相，这就超越其能力范围了，个别聪明的会避而不谈，但只要一谈必然会被抓住把柄。这恐怕也就是政府发言人逐渐沦为高危职业，“敢言三剑客”纷纷谢幕的主要原因。

    另外，我们的政府也让其发言人承担了过多责任。政府形象的维护、信用的保持、甚至个别领导的个人声誉挽救不能都指望着其发言人来解决。说到底，当前政府在公开透明和与公众互动这个层面上，除了发言人制度几乎没有拿一项拿得出手和制度化的内容了。如听证已然沦为了群众演员发挥表演天赋的舞台，公民申请某政务的公开也常常被以保密为由拒绝，部分本应经过人大讨论的重大决策往往被鼓掌通过了。在这种情况下，指着一个能说会道、巧舌如簧的发言人去妙语连珠的满足公众的政府信息的渴求是很不现实的。

    因此，在“敢言”的发言人集体谢幕之后，我们更应当认识到错不在其个人，批评不责骂，对事不对人才是我们正确面对问题的态度。而另一方面对政府来说，尽快建立与媒体、社会的沟通机制才是上策，大可以“请进来”，让媒体参与旁听政府决策全过程;也可以“走出去”，搞透明办公、现场讨论等等，就不要再让发言人充当挡箭牌的角色了。说实话，当王勇平的个人资料，全家老少的信息被人赤裸裸的揪出放在网上时，我们媒体是应为培养了群众这种“扒裤衩”看热闹的心理而反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