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以后，我国农村全面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从此，我国农村社会有组织的政治权威代替了自发产生的乡贤权威。而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又恢复家庭承包制生产经营方式，这又为乡贤产生提供了基础和土壤。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村也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空壳化问题，农村大批青壮年劳动力涌向城市，农村精英人才大量流失，土地撂荒严重，农村文化荒漠化，等等，在这样背景下，如何建设乡贤文化更好发挥乡贤作用也越来越受到有关方面重视。2014年的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利万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志良提交了一份《关于在全国推广乡贤文化研究的建议》的提案。提案主要内容是希望向全国推广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弘扬乡贤文化的做法[5]。另外，2014年以来，光明日报还推出“新乡贤·新乡村”系列报道[6]，这些报道对促进乡贤文化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2015年，中央在印发的《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2016年，中央在印发的《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一号文件中提出：深入开展文明村镇、“星级文明户”、“五好文明家庭”创建，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广泛宣传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事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抓好移风易俗，树立健康文明新风尚。2017年，中央在《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一号文件中提出：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优良家风、文明乡风和新乡贤文化。
新的形势下，如何建设新乡贤文化，笔者认为，在城市经济占经济主导地位的今天，新乡贤文化，根在城市，而不在农村，城市是新乡贤文化的孵化器，要建设新乡贤文化，需要大力加强城市文化建设，新乡贤文化将是城市文化的亚文化。首先，农村自身产生乡贤文化的基础已经很薄弱。主要原因有：一是当代农村已经具有高度流动性和开放性，导致道德缺乏进行自我积累的基础；二是农村人口转型也不利于乡贤产生，随着高素质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农村人口素质面临不断下降趋势，尤其是随着农村老龄化加重，更不利于农村自身产生乡贤群体；三是在城市经济占主导的情况下，由于资源在城市中的收益率要远远高于农村，这将进一步促进农村优势资源的流失，包括土地、资金等，都会更向城市方向移动，同时，也让城市资源向农村流动更难。其次，当代文化，城市文化是主导形态，乡村文化是城市文化的跟风者。因为在当代，城市是经济上的主导者，是城市经济引领农村经济，城市自然也就成了文化上的引领者。这也就必然导致新的乡贤文化，必定是要服从于城市文化，要体现城市文化的主导性。再次，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达的今天，如何解决工农协调、城乡协调发展问题，主要需要借助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战略来实现，这也就决定了新乡贤的产生，更多需要从城市门走出。
城市如何发挥好新乡贤文化的孵化器作用，第一，要进一步加强城市自身的文化建设。城市不能只是物质的扩展，更需要文化的提升，文化是城市更重要的品质。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体，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经济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集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如果我们仅只研究集结在城市墙范围以内的那些永久建筑物，那么我们就根本没有涉及到城市的本质问题。而文化，核心是精神，所以，城市文化建设，核心是要提升城市精神。没有精神的城市本质是没有灵魂的，是危险的。一般而言，城市精神应体现：神圣、创造、诚信、宽容等理念。第二，城市文化建设要添加新乡贤元素。要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大力宣传新乡贤文化。要通过文化的力量，激活城市人奉献家乡的精神。第三，要更加注重城市农民工群体的文化建设。建设农村新乡贤文化，不能缺少农民工群体的文化建设。现在的城市农民工，虽然人在城市，但根在农村，将来除一部分能留在城市外，大部分都可能要返回原来居住的乡村。这部分返回的农民工，将成为未来农村文化的引领者。第四，新乡贤文化建设需要政府发挥好主导作用。政府应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激励城市优秀人才资源向农村积极流动。第五，知识分子要发挥好带头作用。尤其是从乡村走出去的知识分子，更应多回家看看，多了解家乡的情况，多关心家乡的发展，为家乡建设提供智慧和道德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