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松极力反对元、明、清以来一味模仿的中国水墨画风，极力引进20世纪中叶的抽象表现主义，最终以“中西合壁”的宋人山水图式与抽象符号融合的改革方案，填补了水墨画革新的一项空白，成为超出台湾本土而具有国际意义的代表性画家。他提出“复古不等于回归中国，西化也不等于现代化”，从而展开了中国水墨画的新局面。

八、现代水墨形成就是绘画上的创新

    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也算成是当下意义上成功的革新例子，确有点离谱和牵强。语言说到底是一种思维方式，创新是在特定语境中的实践活动，齐白石之前的大师无论做得怎样成功，都无法用来证明今天延续这种思路、方式的正确。吴昌硕的“直从书法变画法，绝艺未敢谈其余”，同赵孟俯的“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与八法通”是一脉相承的。黄宾虹虽然说过：“画者欲自成一家，非超出古人法理之外不可”，也是在“用笔须平，如锥画沙；用笔须圆，如折钗股，如金之柔；用笔须留，如屋漏痕；用笔须重，如高山坠石”的立场上说的，他说得更肯定的是：“离于法，无以尽用笔之妙。”齐白石同样也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但说得更刻骨铭心的却是：“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囿于前人规范的新变实在是难，齐白石的这种心情在一幅画的款识里流露无遗：“凡作画欲不似前人难也，余画山水疑似雪个，画花鸟恐似丽堂，画石恐似少白……”时过境迁，今天水墨画创新的文化针对性是由时代的新变提供的，诚如刘国松所言：“随着中西文化的频繁交流，彼此了解的加深，两大艺术体系的差异逐渐减少，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一个包容中西文化传统的世界大一统的文化的诞生，只是迟早的问题。”正是这样一种差别，使我们同齐白石们站在了完全不同的时空交叉点上。

    刘国松称他是经过东西方两种传统的洗礼之后，站在中国人、中国文化的立场，保留中国传统绘画的优点，吸收西洋绘画的长处，去创造新的、现代的中国作品。他说：“我们这一代的中国画家，如果欲从中国绘画这一牛角尖或临摹的恶习中解救出来，就必须来一次惊天动地的革命。革谁的命，革中锋的命，革笔的命。”“画家有权自由选择任何他需要的工具和技法”、“中锋只不过是用笔技法中的一种，而笔又是许多工具中的一种。”

    刘国松说到做到，为了创立现代水墨的新规范，从60年代起一直没有停止在形式语言上的探索，刘国松经过20年对水墨技法的经营、效果上的探讨，使印、拓、擦、撕、贴、渍于渲染的使用已臻炉火纯青，诚如楚戈所言：“中国伟大的神、形融和的自然主义理想至刘国松可说已圆满完成了。”

九、在艺术上取得真经需要付出代价

    刘国松先生在拓展中国画的题材上同样不遗余力。1968年底，刘国松在新闻中看到了美国宇宙飞船自月球背面拍摄的地球映像，开始创作“太空画”。从地表升腾至宇宙，揽日月而入画，在宇宙中感受造化的秩序与变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从梦幻的太空归来，刘国松仍迷恋于神州大地。2000年，刘国松在西藏大学讲学期间，前往圣母峰体验雪域高原，雪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成片的白云在山腰间飘动，刘国松沉浸于雪山之美，忘记了时间。刘国松笑着说：“回到日喀则，我太太吓了一跳，因为气压的关系，我的头虚肿得很大，像个大头娃娃。回到成都后，发现左耳失聪了。”“记得当时的那个感受吗？”我问他。“就是看见珠峰，简直是震撼的不得了！因为什么呢？我去的时候是美协的主席陪我去的，但是到了定日，他就说‘我就不陪你了，你自己上去吧！’就由西藏的小年轻人也是画家陪我去。在我去之前，他就跟我讲，前不久，一个美国的摄影队跑那儿去，要去摄影，等了一个礼拜，结果珠穆朗玛峰都没露头。”

    刘国松看见了珠峰，左耳朵却听不见了。他下来之后住过两次医院，结果在台湾和成都的医院都没治好。有半年时间，刘国松为了要治好耳朵，什么画也画不下去，结果最后他一下想通了：上苍对我还不薄啊，不是还给我留了一个耳朵嘛！他还幽默风趣地说道：“好话嘛，就用这个耳朵听！坏话就用左边耳朵听！”想开之后，刘国松恢复了以前的创作，画了“西藏系列”。听刘国松先生讲出这段悟道的经历，心情在晌午透入窗柃的阳光许久未能平静，在刘国松先生起身之际又在观众的簇拥下步入展厅合影、留念……

     之后的几个不眠之夜，当我打开思绪的阀门，将这段人生难得的一段“艺术之旅”行吟荡涤在一隅狭小空间的一豆灯火上时，似乎遥远的天地有一种天籁、地籁、墨籁之音，在八荒之域吞吐着我——点点文字的墨痕宛若一束束咏春的花火，擦亮着我如歌者行吟的喉嗓，我于刘国松绘画艺术的弦音宕唱：大美青松唤红日，纸上江山铸经典。丹青踏歌载两岸，笔墨传薪是国松。

     赞哉！乐哉！画哉！鼓哉！在此以我沧浪在大城小庄上拙笔写先生的一片拳拳爱国之心，染两岸一缕水墨的乡愁，擂先生穿梭日月山河现代水墨的精髓，祝先生闪亮的艺术长青，颂先生在未来的艺术大道上将康健快乐的大旗挥向更远更美的日月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