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科学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宗教？
今日的社会以崇尚科学、讲求理性为风尚，科学成了社会生活和文化舞台的主角，这已经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
当然，任何科学的结论都不是金科玉律，科学也不是万能的。科学发展的历史说明，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其结论总是在不断地改变和更新，而且科学也不可能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但是，科学的巨大价值则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从根本上说离不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科学不仅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巨大便利，也给人类带来了不断创新的世界观和认识方法，科学使人类具备了日益强大的智慧和力量。因此，自近代以来，人们崇拜科学，追求科学，甚至奉科学为“神明”，至上权威，认为一切都得依照科学的尺度来衡量，这就导致了一种称之为“唯科学主义”思想的产生。
“唯科学主义”已经被事实证明是不正确的，人类社会要维持正常的生存和发展，单有科学是不够的，还需要宗教、道德、艺术、法律以及各种非科学的东西；而且，科学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危害人类，科学本身解决不了它的两面作用，最终还得靠人的正确抉择。但是，科学时代的人们已经逐渐习惯于用理性和批判的眼光来审查一切，人们相信“客观”事实，相信逻辑推理，这就与某些宗教观念和方法产生了极大的不协调。
拿西方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来说，它们都属于一神教，相信上帝或者安拉具有无上的权威，可以支配人类和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基督教以《圣经》为上帝意志的体现，相信没有上帝的旨意，即使是人的一根头发也不会随意掉下来的，上帝是全知、全能和无所不在的。伊斯兰教相信真主安拉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万物的一切特性都是真主的精心安排。这种由上帝或真主决定一切的一神教信仰，实际上已经否决了自然界和人世间的任何因果规律，也否决了一切科学研究的客观性。显然，如果固执上述宗教的教义或信条的话，它们与科学的冲突是迟早要爆发的。
由于基督教和近代科学发生过冲突和对抗的历史，在许多人的心目中，科学即代表着真理和正义，而宗教则是迷信和荒谬的化身，宗教将随着科学的发展而日益遭人冷落，被打入“冷宫”。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宗教并没有随着科学和理性时代的到来而走向衰落或者消亡，特别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许多传统宗教在不断地更新和复兴，新兴宗教也层出不穷，却也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说，科学和宗教是科学时代的两种最大的势力。这一事实告诉人们，科学不一定就是宗教的敌人，科学时代并非容不下宗教，生活在科学时代的人们仍然需要宗教。
科学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宗教呢？众所周知，科学的最大特征就是讲求理性，反对盲从，而许多宗教恰恰主张盲目信仰，脱离理性。科学愈发展，宗教的“神性”就越会被冲淡。也就是说，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需要的将是少带或是不带神性的“理性化”宗教，这样的宗教将避免一神教或多神教关于神灵创世和主宰世界的弊端，充满智信而非迷信，能够与科学和平相处。问题在于，世界上是否真有这样的宗教呢？
在经过了长期的反思后，许多人开始把目光转向了东方古老的佛教。有人也许会问，佛教的发源地在印度，佛教比基督教的起源还要早，佛祖释迦牟尼的时代根本就没有现代的科学知识，难道佛教与科学就不矛盾吗？问题的答案却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说法与现代科学知识当然不会完全一样，但是，佛教的许多教义不仅契合科学，甚至超越了科学。正因为如此，近现代许多的科学家、哲学家都为佛教的超前智慧而深深地折服，赞叹有加。
比如说，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深受斯宾诺莎“泛神论”的影响，提出了科学时代的“宇宙宗教”观。爱因斯坦有感于基督教和犹太教关于上帝的神性观念的非理性因素，特别推崇佛教的智信而非迷信。他在晚年说过，未来的宗教将是宇宙的宗教，它应当超越个人化的神，避免教条和神学；它的根基，应建立在某种宗教意识之上，这种宗教意识的来源，是在把所有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来经历时得到的体验；而佛教正是这样的宗教。爱因斯坦从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中，找到了自己的“宇宙宗教”。他曾断言，“如果有任何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
另外，被佛教的魅力所吸引的人还有很多，尼采、罗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陈独秀、鲁迅、杨振宁、沈家祯、朱光潜，甚至马克思、恩格斯都对佛教有过良好的评价。罗素在考察了各种宗教后，作了如下的结论：“世界上所有宗教中，我所赞成的是佛教。”鲁迅在阅读了《贤愚经》、《瑜伽师地论》等佛经论典后对佛的智慧感叹不已，他说：“释迦牟尼真是伟大的圣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于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伟大的圣哲！”而梁启超则断言，佛教是“智信”而非“迷信”的宗教。
二. 佛教在本质上是非神的宗教
佛教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这样提问也许有些草率，但是，对于那些喜欢寻根究底，非要问个水落石出的人来说，这样的问题又是严肃和认真的。有神论和无神论不仅属于哲学的问题，也属于科学的问题。从哲学上说，自古以来就有所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各执一端，谁都有自己的证据，谁都有自己的理由，结果，从古到今，唯物和唯心的斗争一直没有完结，将来还会如此。从科学上说，也有两派意见，有的信神，有的不信神。有人以为科学家应该都是主张无神论的，其实并不是那样简单。且不说近代的开卜勒、伽利略、牛顿是基督教信徒，就是现代的科学家队伍中相信有神论的仍然不在少数。但是，站在科学实证主义的立场，现代科学还无法证明整个宇宙是由上帝或某种神力在控制和支配。
有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相信神灵的，佛教也不例外，也是有神论的宗教。这是一种误解。
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被佛教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当人们来到那金碧辉煌的佛殿，香烟缭绕，气氛肃穆，梵呗之声不绝于耳，不禁生起神圣崇拜的情感。再看到佛殿中那庄严的佛陀，慈悲的观音，威猛的金刚，神奇的罗汉，很少有人不会将这些现象同有神论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佛教有所谓“八万四千法门”，随机说法、方便度人向来是佛教的一大特色，很多人把佛教的“方便法门”等同于佛教本身，这当然是不了解佛教的缘故。
两千多年来，佛教在世界各地不断传播和发展，佛教已经同世界各地的风俗习惯、本土信仰不断融合，形成了各种风格的民族化佛教，许多地区的佛教信仰掺杂了本地宗教因素，甚至传统迷信。比如，在中国，佛教的一些派别跟土生土长的道教和民间的祖先崇拜、鬼神崇拜结合起来，结果导致了种种很奇特的“神灵崇拜”发生。根据历史的记载，佛教在汉朝开始传入中国的时候，人们就将佛教当成了神仙之教，认为祭祀佛陀可以长生不老，还认为佛陀可以像传说中的仙人一样飞行变化，神通广大。直到今天，每当人们看到那些善男信女烧香拜佛，请求菩萨大发慈悲，保佑自己升官发财、事业有成、家庭兴旺、爱情顺利的时候，认为这就是有神论。可并没有想到，这只是佛教信仰的一个侧面，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的一个侧面，也可以说是中国佛教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方便法门”，其实不是佛教的“本来面目”。
佛教的“本来面目”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有些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得明白的，但我们不妨从最简单的问题入手。先来看看佛教的“佛”是什么意思。佛是古印度梵语buddha的音译，汉语的意思就是“觉悟”，觉悟宇宙的终极真理。“佛教”也就是佛陀的教诲、佛陀的教法，可以理解为佛陀将自己对宇宙终极真理的觉悟来教化众生，使众生脱离苦海，获得解脱。佛陀不仅自己觉悟，还要让其他人觉悟，这叫“自觉觉人”。佛陀不仅要拯救自己，还要拯救众生，这叫“自度度人”。这样的教法跟世界上其他宗教关于神灵创世、信者得救的方式显然是不同的。
懂得佛教历史的人大概知道，佛教从一开始就反对有神论。根据历史记载，佛教创立于2500年以前的古印度，当时印度流行的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教是典型的多神教，它相信宇宙有三大主神，即梵天、毗湿奴和湿婆，分别代表宇宙的“创造”、“护持”和“毁灭”。婆罗门教还主张宇宙万物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个体灵魂与宇宙精神，都存在这个统一体中，这个统一体就是“神我”——“大梵”，宗教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与梵合一”。
但是，释迦牟尼反对神灵对世界的主宰和干预，并且以“缘起”说来解释世界上的一切现象。所谓“缘起”，就是一切事物都因条件（缘）而产生，因条件（缘）而消灭。今天我们常常提到“缘分”二字，就来源于佛教的缘起思想。平时我们说：“我们相聚是一种缘分。”那意思是说，我们聚会在一起是由多种条件促成的，比如，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理想，另外还有各种没有分析到的因素，终于让我们走到了一起。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一旦条件变化，我们又各奔东西。这就叫缘分。有些人认为缘分是一种不可琢磨的东西，有人将不可解释的事情理解为缘分，或者认为缘分就是神秘的“命运”，这不符合佛教缘起说的本意。佛教的缘起说，是强调人的命运不受神灵的安排，一个人要脱离苦难，那就必须设法了解宇宙万物是“因缘和合”的真理，按照诸佛的教导去修行，以智慧而达到解脱。
“缘起说”可以看成是佛教的最高哲学，这种哲学将神灵创世说排除在佛教的教义之外。佛教正是从“缘起”哲学出发，推出了佛教所特有的“三法印”。三法印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在佛教看来，这三个法印是验证各种说法是否正确、是否符合佛法的准则。
“诸行无常”是说，宇宙所有的现象，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都不曾有一瞬间的停止，都处在无常的生灭变化之中，简单地说，就是“一切皆变，万物皆流”。
所谓“诸法无我”，就是“性空”，万物都没有自己的本性，没有自己固定本质。《金刚经》在经文结束的地方有一首非常有名的偈子：“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首偈子可以代表佛教对宇宙万物的基本观点，即一切现象都是没有本质性的存在，犹如朝露，犹如闪电，犹如梦幻泡影。所以，佛陀在《金刚经》中教导人们要不执著于色，不执著于相，要破除执迷，“无所住而生其心”，要培养一颗无所执著的心。
“涅槃寂静”是从前面两个“法印”发展起来的，认为当众生体会到诸法无常、诸法无我的终极道理的时候，当众生贪欲灭尽、嗔恚灭尽、愚痴灭尽的时候，一切都无所执著的时候，就会达到无苦安稳的理想境地，这样的境地是解脱的境地，是涅槃寂静的境地。
无论如何理解佛教的“三法印”，它的启示意义是明确的，那就是，从本质上看，佛教显然不属于有神论的宗教。有些人喜欢用无神论和有神论这个两分法的标准来衡量宗教的性质，误认为一切科学都讲无神论，一切宗教都讲有神论，可是，佛教就不能按这样的标准来判断。如果非要回答佛教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的话，佛教当然是无神论，与科学的无神论应该是有共同的地方。但是，佛教毕竟不是科学，佛教的无神论与科学的无神论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进一步说，佛教甚至已经超越了有神和无神的界限，将二者都当成了“戏论”，认为讨论这样的问题是执著于事物的“外相”，无助于修行和解脱。所以，我们不妨称佛教为“非神的宗教”。
三. 佛教对科学是兼容的
宗教不是科学，科学也不是宗教，宗教和科学是两回事。问题在于，不同的宗教对待科学具有不同的态度。宗教对科学的态度的不同，常常成为现代人是否接受某种宗教的一个重要因素。佛教对待科学的态度，是耐人寻味的。我们先来看看《箭喻经》上的一则故事。
在《箭喻经》中，有一位叫鬘童子的哲学家问佛陀一个非常高深的问题：“世界是变化的，还是不变化的？”佛陀没有直接回答此人，而是说了下列一段故事：
有一位学者身中毒箭，他不立刻拔出毒箭，医治伤口，反而研究各种不必要的问题：插在身上的箭杆是何种木材做的？这种木材生长了几年？产于何地？是春天砍下的还是秋天砍下的？种植的农夫是谁？没完没了。这个学者认为没有研究清楚以上各种问题就不能治疗箭伤。可是，第一个问题还没有研究完毕，就毒发身亡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佛陀重视及时解决实际的问题，缓不济急的议论是不可取的，以免虚抛生命。这个回答也有点类似于孔子对待鬼神的态度。《论语》记载，当孔子的学生子路探问世界上究竟有无鬼神的时候，孔子的回答是，如果连生问题还没有搞清楚，谈什么死的问题呢！孔子是很现实的，他最关心是政治和道德的问题，这正是中国儒家的传统。对于佛陀而言，最实际、最要紧的事情是修行成道，所以，佛陀在这里也就避而不谈那些形而上学的、哪怕是“科学”的问题了。
《箭喻经》里的这个问题在佛教的其他经典上也提到过，它与另外的十几个问题总称为“十四无记”。十四无记也叫“十四不可记”、“十四难”。在佛教里，“无记”是指无法叙述或说明的见解，因为超越了经验认知层次的问题，无法加以叙述或说明，因此佛陀的态度是存而不论。这十四个见解是：
（一）世界是变化的；
（二）世界是不变化的；
（三）世界既变化又不变化；
（四）世界既不能肯定是变化的，又不能肯定是不变化的；
（五）宇宙有边际；
（六）宇宙没有边际；
（七）宇宙既有边际又无边际；
（八）宇宙既不能肯定有边际，又不能肯定无边际；
（九）如来死后继续存在；
（十）如来死后不再存在；
（十一）如来死后既存在又不存在；
（十二）如来死后既不能肯定是存在的，又不能肯定是不存在的；
（十三）生命和肉体是统一的；
（十四）生命和肉体是分离的。
站在今天的角度，这十四种观点是地道的哲学问题和科学问题。可是，佛陀为什么“存而不论”呢？因为佛教关心的是众生的苦难，佛教要解决的是众生如何脱离苦难。所以，不能将佛教等同于一般的哲学，也不能将佛教等同于一般的科学，宗教、哲学、科学的宗旨和归宿是不相同的。
然而，佛教不同于一般的哲学和科学，并不意味着佛教本身就不讲理性、不讲科学，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事实上，在佛教那里，科学被认为是一种世俗的学问，佛教称之为“外学”，佛教对这样的学问早就有了明确的定位。佛教把世界上所有的学问分为“五明”，即五种学术。它们是：声明、因明、医方明、工巧明、内明。根据现代的学科分类，大致对应如下：
（一）声明：语言与文学；
（二）因明：哲学与逻辑学；
（三）医方明：医学；
（四）工巧明：科学与技术；
（五）内明：佛学。
佛教认为，前四类学问属于世俗或外道的知识，所以称之为“外学”；内明是佛教自家所特有的学问，所以称之为“内学”。按照这样的标准，科学、哲学都是世俗的知识，在层次上是不能与内学的智慧相提并论的。
但是，佛教绝不排斥外学，特别是大乘佛教，以菩萨的自度度人为宗旨，主张利益众生，将“五明”中的内学和外学作为信徒的必修课程，并认为兼通外学有利于“方便度人”。因为佛教既重视修道，又重视世俗的学问，所以，佛教的典籍中保存了许多关于一般知识的学问，佛门中还出现过许多对科学有过贡献的人。
例如，佛教不仅有语言文学方面的著作，也有逻辑和哲学方面著作。在印度，释迦牟尼在世时的耆婆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有“医王”之称。另一位佛教徒遮罗迦曾做过迦腻色迦王的御医，有《医方集》流传后世。在中国佛教史上，按《高僧传》的记载，许多高僧具备高超的医术，并掌握了中外各种“方术”。“方术”在中国古代，有的就是当时的“高科技”。比如，西域高僧安世高，懂得日月五星，风水吉凶；康僧会，懂得天文地理，未卜先知；佛图澄，深知天人感应，役使鬼神。还有唐朝高僧一行，是一个地道的天文学家，他精通天文历法、阴阳五行，主持了《大衍历》的修订，是世界上第一次测算出子午线长度的科学家。
当然，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科学和迷信很难分开，有的知识在今天已经算不上严格的科学了，但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拿今天的标准来要求过去。今天世界各地不是有很多身为佛教信徒的科学家吗？他们信奉佛法，也研究科学。著名科学家沈家祯就说，他对科学很感兴趣，对佛法同样感兴趣，认为佛法与科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站在佛教的立场，所有的世俗学问，都属于佛教的“五明”之学，是五明中的“外学”，也是佛教需要研究的“方便法门”。
上述情况说明，佛教和科学虽然各有自己的目标和宗旨，但是，佛教在自己的宗教体系中比较圆满地融合了世俗知识，做到了“内”与“外”的结合。所以，在佛教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排斥科学的情况，更不会发生佛教公开反对哪一个科学结论“不合理”的事情。假设佛教也像中世纪基督教那样，拥有罗马教会那样大的世俗特权，佛教也肯定不会发生迫害科学家的悲剧，因为佛教兼容了科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