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米85的大个子，泡面般卷曲的蓬松长发，脸上依稀可见的青春痘，拉碴的胡子，破几个洞的牛仔裤，喜欢穿一件白色衬衫，俨然翻版的“犀利哥”——我想，这些关键词可以描述许知远的外观。
1976年，许知远出生在江苏北部的一个小乡村，一直在这里生活到7岁。1983年，邓小平决定裁减100万军队时，许父所在的铁道兵首当其冲。于是，许知远跟随父亲来到北京。许父是个爱读书的人，书架上排着从《约翰•克利斯多夫》到《三言二拍》再到翦伯赞的中国历史。许知远说，“全赖这些杂七杂八的书籍，我有了成为作家的愿望”。
1995年，整天为自己能否考上大学而忧心忡忡的许知远进入北京大学，蔡元培时代早已是昔日的传奇，大学则变成流水线式的加工厂。许知远还是如愿进入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他的第一志愿是经济学，然而却没能如愿，被挤到了第三志愿微电子。面对着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许知远试图在大二的时候转系学习经济学，再次未果。接二连三地无法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他似乎开始对那所因蔡元培“兼容并包，自由思想”的北大失望透顶，厌学便不可避免了。
整个大一，许知远最喜欢做的事情，估计是穿着拖鞋，在教学楼里瞎逛，扫描着各个教室里的美女，有入其眼者，就摇摇晃晃走到后面一排坐下听课。当然，他还会跑去找正在北大读博士的高中老师孔庆东聊天。闷骚久了，荷尔蒙终于爆发了，当他在录像厅看完《死亡诗社》之后，闯进法语系一个班上，给一个“大腿修长结实”的姑娘送玫瑰花。”“献了花赶紧跑啊，太不好意思了。”许知远后来回忆道。
大二转系的努力失败后，许知远开始不断抱怨大学，甚至开始厌倦大学生活：“我越来越不喜欢校园，她逐渐放弃了曾经固守的许多品质——特立独行、热情激昂，这些大学本来最尊贵的东西已经从校园的角落撤退了，剩下的是世俗和麻木。”而他一直阅读的对象——李敖式的生活，却又在无从选择之下吊诡地来到了。面对着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许知远郑重地告诉老爸，自己“想过一种自在的生活”，擅自作主休学一年。许父闻后大怒，却无能为力。于是，许知远痛痛快快地过了一年“白衣飘飘”的岁月。除去“白衣飘飘”，许知远还蓄起了长发。看着自己儿子过着“白衣飘飘”与“长发飘飘”的日子，许父再次勃然大怒。但当许父站在1米85的儿子面前，仰望之时，即使使劲也力不从心了，也就无可奈何地“随他去吧”。许知远的好友李海鹏在《佛祖在一号线》说，作为年轻人，“最差的可能就是上个中不溜儿的大学而又规规矩矩”。当年许知远的生活，“每周总要有那么几天，一位同学会在熄灯后无心地说道：我们喝酒去吧。”漆黑的宿舍中，总有几个声音迅速回应。然后他们会从一楼的水房翻窗而出。在那些小酒馆里有他们喝不完的啤酒，谈不尽的理想。“这些被考试制度完全驯化的孩子们，这些对于生活缺乏热情，这些无比功利的孩子们，他们已经自觉放弃了青春的挥霍”，“他们当然不会浪费时间在夜晚寻找啤酒，他们‘健康’而不颓废地成长。”“那个忧伤的年轻人”就这么潇洒地挥霍着他的“白衣飘飘”的岁月。
其实，即使没有休学，许知远也过着如他师兄梁遇春那般的日子：“正如我的那位70年前的师兄，他赖在阳光明媚的床上，他逃课，他无听事事地读书，然后在情感出现时，通过笔端释放成文字……”憋在微电子专业里的那个家伙，四年里不变的是逃课、晒太阳、读闲书、看美女，然后在高数课上补觉。这多少让人想起冉云飞的那句话语：“青春是用来享受的。”
也就是从休学那一年开始，许知远觉得应该认真读书了。自1998年开始，许知远开始给《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书城》等刊物撰稿。海明威、马尔科姆•考利、罗纳德•斯蒂尔等都是他迷恋的对象。《大西洋月刊》、《新共和》等杂志也是他的精神食粮。这些阅读选择倾向，让他在下笔的时候，文章里到处充斥着西方尤其是美国作家、政论家的引语和典故。这就让很多读者很难理解他这种文风是如何练就的，在阅读的时候，到底应该进入一种怎样的阅读方式：“我们几乎所有在汉语语境掌握的典故都失去了作用，无论他在谈什么，你都必须熟悉《纽约客》和《新共和》的所有常用引文才能跟上他的趟。”有读者写下这样的读后感。
在社会现实的逼迫之下，许知远决定“和社会做点妥协，还是要拿个文凭”。“白衣飘飘”的他又回到学校完成学业。在2000年离开大学前，许知远用10倍的价格向图书馆赔偿了故意遗失的两本书。一本是《李普曼传》，当他在图书馆邂逅了那册书时，他像亲吻高年级女生的美腿一样饥渴地啃噬着这本书，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另外一本是破烂不堪的曼彻斯特的四卷本《光荣与梦想》。这两本书改变了他的一生，也改变了他日后的写作方向。这两本书颠覆了许知远的阅读习惯。在阅读《光荣与梦想》时，许知远对作者那“美丽与不美丽的景观、雄伟的大教堂与微不足道的小餐馆紧紧相临”的冗杂感到“妙趣横生”，他惊叹：“天哪，他竟然能将避孕套的销量与大萧条扯在一起。”这些书籍的阅读给他带来思想的操练，如马策对他的评价那般：“正是李普曼式的智力操练、卢斯式的精英立场以及曼彻斯特式的优雅叙事塑造了许知远绵延不绝的描述世界的文风。”
二
气势磅礴的北大才子文风，让他成为象牙塔内外的红人，名声在外，有女生千里迢迢坐火车来一睹风采，可惜没能像他的朋友余杰那般，将女粉丝变成枕边人。但是成名与受捧对于他来说，似乎都以一种旁观者的心态来对待，他似乎总是迷恋着游离在主流之外的身份，一如他从不参加学校社团的作为。
在离开他的大学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01年，《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裹挟着一己的忧伤，走入了人们的视野，洋溢着对青春肆无忌惮的迷恋与放纵。这本书，迅速成为大学生的忧伤读本，在年轻人的心里激荡起一种说不清楚的情感，延续至今。许知远借助“我的朋友”胡适、“永远年轻气盛”的李敖、“懒散的师兄”梁遇春、“外省青年”于连、“在麦田守望”的霍尔顿、“行动者”海明威、“全欧洲最浪荡”的卡萨诺瓦等人的描述，“依靠写作获得荣耀”这个孩子气般的理想似乎早已注定着它必然成功。一贯精英立场的许知远，甚至毫不犹豫地告诉所有人：“我们要做伟大的事”、“我要参与历史进程”。这些貌似狂妄自大的宣告，让他毫不忸怩地扮演起精神领袖的角色。在褒贬不一的评价中，身边当然不乏心甘情愿的追随者。2002年3月，许知远的足迹踏上了充满着“美国梦”的美利坚合众国。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从东海岸走到西海岸，一共采访了二十多个人：“那次旅行对我影响很大，坚定了自己成为一名知识分子的信念。”
而早在面临毕业时的他，“发现内心里还是想影响别人的思想，成了习惯，所以最终选择了媒体”。“毕业时，我成为一名记者，李普曼创办《新共和》的故事，开始被我不断地重读。我总是在对别人说，要用一种新知识的精神，来探讨中国的现实，并描绘她的未来。”许知远在新版的《李普曼传》序言写道。毕业后，他辗转了几家网媒，网络泡沫破灭之后，他便跳槽到《经济观察报》任主笔，他从不隐讳把自己定位为沃尔特•李普曼似的专栏作家。年少轻狂的他，“面试时一进门就把脚架在社长桌子上”。在那份橙红色的新生报纸上，许知远把目光投放在更为辽阔的世界之上，他不厌其烦地大段引用《大西洋月刊》或者是《纽约客》的句子，熊彼得、马修•阿诺德、约翰•科特、艾伦•金斯堡或者马克斯•韦伯等名字毫不犹豫地从字里行间蹦了出来。27岁的报社主笔，飞赴欧美，拜访知名的经济学家、大学教授、报社总编，对全球的每一个热门话题进行面对面的讨论，撰写出了大量耳目一新的全球观察作品。一位俯瞰全球的观察家，在一份报纸上站立了起来。浓厚的人文气息和广阔的写作视野，迅速俘获了青年读者和年轻知识分子的青睐。他效仿偶像李普曼的专栏“今日与明日”，将自己在《经济观察报》的专栏文字集结成书——《昨日与明日》，似乎宣告自己要成为“中国的李普曼”。许知远在《经济观察报》的那段时间，穿行于世界、中国之间和历史、现实之间，日益引起阅读公众的热情关注，几乎奠定了他日后的声望必然站在时代的潮流之上。
不过，盛名之下，他似乎对于《经济观察报》那时候的工作环境有着一种怨恨式的记忆：“在这个行业已经四年了，我对这个行业中的大部分从业者深感失望……当一群所谓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时，他们从来不谈论书籍与思想。而当一群编辑与记者聊天时，他们所关心的却是广告额、收视率。在我们的社会，除去经济上的衡量，似乎没有其他的判断标准。当知识分子用物质标准来衡量自己时，这个社会的堕落已经可想而知……我期待，我们能够用一代人的时间，改变这种偏狭的思维习惯。”四年后，因理念不合，许知远毅然离开了《经济观察报》。
出走之后，许知远成为50元一本的“精英杂志”——《生活》杂志的联席出版人。除此之外，他还出任《东方企业家》总主笔。在某期《东方企业家》上，许知远鼓吹“亚洲概念”，一口气亲自撰写了五篇文章《发现亚洲》、《高锟与光纤革命》、《越南革新》、《李嘉诚的另一个世界》以及《承孝相：建筑是一场知识的运动》。许知远俨然成为个人CEO，可以一人撑起一本杂志。此时，许知远这个名字已经成为许多年轻人崇拜的对象，即使一本粗糙的杂志，有了许知远，也就有了生命力。
三
2007年，许知远在厌倦中告别了书斋空谈，开始了一个游荡者的流浪生活。“我想更真切地用双脚丈量中国，看看她的人民的生活状态，是否与我使用的那些抽象名词，是否真的有关联，去检验一些我们在媒体上不断讨论的问题，是否真的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忧虑。”结集出版成《中国纪事》，便是这个游荡者的旅行成果。
2008年，许知远向读者宣告自己要告别“虚张声势”般充满快感但常常不知所云的虚空的国际评论写作：“我不过是那些死去的西方思想家和英文新闻媒体的传声筒，不断讲述的是二手、三手甚至四手的经验，它们遮蔽了自己的声音。”《中国纪事》和《醒来》等书接二连三地出现在书店的书架和网络的书单中时，我们不难发现，许知远写作一直在改变着，他的内心也不断地改变着。在这篇名为《地下室与阁楼》的文章中，他写道：“昨日三十岁。过去的十年中，我变成了一个准知识分子，形成了朦胧的思维方式，未来十年呢，每一个创作者都会迎来自己的黄金十年，我的也要开始了吧。漫游时代结束了，我的学习时代真正到来了。”
如今，许知远几乎每个月都在世界各地行走着。记得第一次见面，是今年8月许知远经由南昌前往抚州的时候。在南昌与抚州之后，许知远立马飞回了北京，而后又马上飞到了台湾。就在写作本文的前两天，许知远电话告知，他正准备出门飞往韩国。“白衣飘飘”的年代早已成为过去，那个忧伤的年轻人撰写着不同风格的作品，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穿越的想象空间似乎从来不曾脱离过他的笔下。永不枯竭的写作力量，让他不仅担任着《生活》杂志的主笔，还要担任对话栏目的采访人，每个星期还要给香港《亚洲周刊》一篇专栏文章，还要主持单向街书店的讲座。他的生活似乎永远不会停歇，给人一种强迫自我的自虐式人生：“我见加尔布雷斯时，他已经92岁了，还在写新书，当时我就觉得，我要做这样的人，要做一些新的事情。”2011年11月，许知远又将成为《彭博商业周刊》的出版人。这个将媒体人与写作者二者紧密结合的“犀利哥”，新的人生规划似乎又要开始，虽然他一直以为自己非常低调，但他的每一次行动，在这个复杂而又迅速崛起的“中国世纪”时代看来，都是那么的高调。用全球化视角与博览群书式思考写作的他，一直都不曾忘记他的“李普曼”梦想。
这个在北大图书馆邂逅李普曼的年轻人，他从不掩饰自己充满雄心和渴望的表达方式，“出去，多读书、思考、旅行、写杰出的书”。他的文章，从来不曾缺少的是他的激情与雄心。在中国谋求“中国世纪”的经济社会中，在日渐庸俗化、格式化、乏味化的生活中，我们似乎早已丧失了一百年前梁启超充满感情的呐喊“少年中国”的青春气息。他学习着偶像李普曼“从不取悦读者”的精神，愿意在这个时代做一泼冷水。当地震将汶川的伤口撕裂在中国大地上，许知远写下《灾难、遗忘与不朽》；当韩寒入选时代周刊年度百人榜之后，许知远撰文《庸众的胜利》，这两篇文章是他所有文章中，被网络围剿最为激烈的两篇。许知远淡定地说：“我们的时代病了。”许知远的崛起，在这个苍白而无息的国度中，是多么令人激动而又感动的事情：“我是一位非文学类作家，是一位喜欢对于世界进行广泛发言的知识分子，在我面前遥遥站立着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伯特兰•罗素、埃德蒙•威尔逊、沃尔特、李普曼、让•保尔•萨特……”“我必须深入人类文明最精要的思想文化之中，探取它们的秘密；我必须与那些人类史上最杰出的大脑与最动人的灵魂相伴，争取那半点的光辉……”
在《重建公共知识分子传统》中，许知远毫不犹豫地发出时代青年所匮乏而又不可缺少的亢奋呐喊：“我们力图鼓舞鲜活的新知识分子精神的成长，我们将注意力广泛地投注于每一个富于智力性的话题，我们想了解‘9•11’之后世界发生了哪些变化、转型经济学的特别之处、美国如何成为新的霸权、新闻传统发生了哪些变化、科学家们如何看待量子计算机的未来、政治领袖人物重建世界新秩序的努力、富人应在转型中国扮演什么角色、一家生气勃勃的公司为何会突然死亡、文学与艺术是否一直在堕落……我们希望这些探讨建立在对专业知识更为深入了解的基础上，但我们更期待通过这种广泛的讨论来建立起一个供更多的读者思考与参与的平台。”
四
时代的青年要塑造一个青年的时代，必定需要身怀某种或者多种利器，尤其在一个复杂而又需要不断参与的时代。在全球化时代，时代青年要把握世界发展，定义中国角色，必然需要一种全球化的开放视野，也需要对祖国的深刻理解。许知远的文章，除去那些焦灼之外，不断引用思想家们的言论，他的出发点是在众多的解析文字中去探寻一种适合这个时代与这个国度的文字通道，来解读社会精神与时代脉搏。
许知远的写作，紧紧扣住“这一代”与“这一代人”。他曾经将正在崛起的中国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进行了某种比照：“那个时候的美国是怎样的呢？城市化、工业化是这个国家的主旋律，对物质的崇拜、欲望与焦灼困扰着这个国家。也是在这个10年，美国的政治家与民众逐渐发现了对于国家身份认同更为强烈的需求。1890—1920年的美国给人深刻的印象。生命贯穿于这30年的两代人，亲历了比前十几代人都要剧烈的变化。”许知远的崛起，当然有着时代的机遇。在“大国崛起”的呼声中，中国与世界之间的链接，除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也不可缺少观察家们对时代的观察。必定有着一定的社会前提，才会让许知远这般年轻的知识分子出现，但是时代的优势与知识分子自身的局限，让他们在时代转型写作与发言中，努力深入大变革时代去寻求一种社会共识，从而奠定自己在时代与历史的坐标，他们所开拓的讨论空间，体现的是一种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的表现，必定前有时代的终结，也昭示着一个时代的起点。对于身处大变革时代的我们，达成共识是时代使命，在肩负这种使命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去寻找自己的位置。洞察力的锻炼，是对一个时代定义的前提。许知远横跨东西方的视角，纵横历史空间的想象，正是这个大变革时代所需要的。
他的文字中，充满着时代的焦灼，如果将他放置在历史的转折时代来看，我们似乎清楚地可以将他与二十世纪那一批西化者相提并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代弄潮儿们，在速食主义的知识学习中，从西化的思想继而转入中国传统，从鸟瞰世界到回归本土，他们的写作代表着时代的发音。而许知远似乎也将时下这个转型时代作为操练场，在同样速食主义的阅读与消化之下，勇于将自己内心接收到的一切资讯与知识化为笔端的墨迹，刊布在报刊杂志上，对这个时代进行发声与定义，参与着时代与历史的进程。我们都知道，许知远的梦想是成为中国的李普曼，即使我与许知远有着一些交情，但是我毫不犹豫地想给他泼盆冷水，这个时代缺乏公共空间，诞生“中国的李普曼”的时代机遇尚未到来。或许，许知远可以效仿梁启超。梁启超带来一个“梁启超时代”，许氏思想旋风，是否可以带来一个“许知远时代”？这个或许更值得许知远去探索。
许知远，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精英，他的成功几乎无需讲述。大学期间广泛写作，毕业一年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书，二十六七岁就把自己铸成精英坐标，当真为一代新青年树立了典范——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真的需要典范。文史哲、经管法的巨大阅读量和各种知识积累，全球化视角，穿越想象的文风，参与历史进程的野心，使得他的写作具有年轻一代少有的历史感——正如他自己对世界的呐喊：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萧轶提问许知远
萧轶：要采访老许你，我就想到你在南昌时的那个打赌。想不到你打赌的对象与你的第一次正面交锋，竟然是一次专访。第一个问题，也是大家羡慕你的地方。你的文章，满纸都是人名、引言或者主义、宏大的历史叙事以及穿越的想象空间，这么大的阅读量和思考量，是怎么炼成的？谈谈你日常的阅读，以及给一些爱好写作的新青年一些建议或者意见。一开始就让你做“成功学大师”了，哈哈，不介意吧？
许知远：我的文章好像没有满纸都是名言。但更年轻时，的确希望如此。或许这是受了我钟爱的德国批评家瓦特•本雅明的启发，他生平的志愿是仅仅用引语写一本伟大的书。引语的目的当然不仅是引语，它是与一个伟大而丰富传统的连接。我们任何人生活在世间，都不可能独自而存在，都受惠（当然也得到坏影响）于昔日的人与事。每个人都是在吸收，并摆脱昔日的影响，并由此创造独特的自我。
阅读，像呼吸、食物、情爱一样，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借由此，你可以和如此多的人产生交流。我不能想象生活在一个没有书籍的世界里，书籍激发你的想象，安慰你的挫败，帮你评估生活的现实。
我最讨厌成功学，更成不了别人的导师。终归，你要寻找到自己的方式。
萧轶：你作为国内最具知名的专栏作家，羽戈曾在文章中对你与余杰做过一个对比：“余杰是以一种开启的姿态终结了我们的青春，而许知远是以终结的方式来开启我们对青春的回忆。”你与余杰的不同在于，你经历过一个从被追崇到被谩骂，到现在的重新认识；而余杰则只是被追崇之后就一直被他人所谩骂。上次你我之间的碰面，你给我一种不太喜欢阅读网络的姿态。很多作家都会如明星般去百度或谷歌读者对自己的看法，你是否理会过他人对你的看法。对于这些看法，你自己如何对待？
许知远：每个作家都会在意别人的看法，否则他不会从事这项职业，说到底，作家仍是个虚荣的职业，这也是人性的特性。但重要的是，别人是那么多，你要在乎哪些别人。我相信存在着一个知识上的共同体，这些人有着相似的阅读背景，遵循一些共同的审美与思想的原则。这个共同体既包括现实中的人，也包括那些死去的头脑，他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传统。我在为这个传统的写作，我希望能被这个传统接纳。当然现实中的读者，大多数不属于这个传统，我不会在意他们的看法。但我希望，这段话能写出博尔赫斯的味道，那段话能有托克维尔的穿透力，能体察梁启超的心境。这是我的最大的渴望。
我觉得羽戈的话有点故弄玄虚，没看太懂，这是他的感受，我无权置评。尽管我不一定再阅读余杰，但自始至终，我感觉他对我的影响，他有他的困境。至于读者对我的态度，我没有那么介意。这些读者或许也该想想，或许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一个作家没有必要总符合别人对你期待。如果恰好被大家喜欢，你要庆幸，如果人们对你失去兴趣，或许也不一定是你的问题。我们的时代难道不是被坏品位占据吗？
但长远来看，好品味仍会占上风，那个只属于少部人的伟大传统，仍会继续。
萧轶：在你曾经的著作中，有一本《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我们都知道，美国有“美国精神”，而“中国意识”在你心中到底是如何一种概念？你的文章以及书名都紧紧地扣住“这一代”三个字，为什么紧抓“这一代”或者“这一代人”不放？对于你眼中的“这一代人”做个评价吧。
许知远：这一代只是个虚幻的说法，那时候我年轻，对身份充满焦虑，因为没有足够的自信表达自我，老是借用这一代的集体的概念，以此掩饰虚弱。
不过，谁也不能否认定存在着模糊的一代人的概念。因为近代社会是一个技术驱动的社会，人们会迷信进步的观念，所以会有一代与一代的区分。但他们的作用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在我看来，评价一代人最重要的是他们中涌现出多少杰出的头脑。我们说美国的迷惘一代，不就是因为他们的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吗？我们七十年代，将来有哪些名字会被历史记住呢？情况实在不太乐观。
萧轶：每一个写作的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偶像作家。我们都知道，李普曼对你的影响很大，并且一直贯穿在你的文字之中。谈谈为什么选择让李普曼来影响自己，你又是如何将李普曼的影响在自己身上扎根的。
许知远：那是过去时了，我对他已失去了强烈的兴趣。你不该对自己的往日情人喋喋不休吧。如果需要，你可以上网去查我为《李普曼传》写的序言。
萧轶：你在《深感厌倦的自我重复》中说“李普曼从不取悦读者”，如上一个问题中所说的那样，你对李普曼的追崇和李普曼对你的影响很大。你至少有两篇文章（《灾难、遗忘与不朽》、《庸众的胜利》）引起了网络对你的大围剿，似乎你的写作也“从不取悦读者”。一般来说，一个作家很怕得罪读者，作家们在下笔的时候都会世故般地避开一些话语来写。对于你自己的“从不取悦读者”，是怎么一种“不取悦”？
许知远：我的确很少考虑读者，因为我不知道读者是谁。这是性格的原因，我不是个讨人喜欢的人。这也是我的阅读背景构成的，一个知识分子，不就应该与习惯性的看法背道而驰，不就该让大多数人不安吗？不就要挑战既定的体制与权力吗？在此刻的中国，政府是一种既定的思维与权力，大众难道不是吗？一个知识分子，应该两面同时发出不安的声音吧。
萧轶：作为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最有感染力的是他身上的锐气与批判精神，而很多老一辈的知识分子都坦言自己的锋芒也在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在慢慢丧失。这种丧失也是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对于自己的立场，如精英化立场、批判立场等等，是否害怕当你的泡面长发慢慢脱落的时候，也慢慢地丧失呢？
许知远：衰老当然令人恐惧，这是所有人都面临的问题。但如果叶芝说的没错，智慧也会随时间而来。一个只靠青春冲动的人都是可怜的，他是本能的俘虏。而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也在于，他能理解生命的过程，这会赋予他新的力量。
萧轶：马策曾在《许知远的想象与焦虑》中论述了你写作的改变：在我看来，许知远迄今为止的文字生涯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最初的“忧伤”时期，充满类似“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私人情绪；其次是“全球观察”时期，这是一次转入公共写作的大拐弯，裹挟着年轻人拥抱世界的热望和乐观；再次是“追寻现代中国”时期，目光从地平线收回至脚下的土地，文字更见理性、审慎，没有愤懑的民族主义的狭隘；现时的“中国纪事”时期，作者深入本土，行遍大地，对事物的辨析更多地依赖体验，知识工具一再被经验擦亮，文字越来越“中国”，越来越现场，越来越扎实。老许你谈谈你对自己写作的改变，为何会这么改变？以及你今后的写作改变方向。我相信，这个问题也是读者们非常期待的一个问题。
许知远：这是马策区分的，或许对吧。但对我来说，内在的逻辑从没改变。支持我的一切都来源于好奇心，来自于厌倦。当你厌倦了上一个阶段，自然会尝试些不同的东西。
如果你仔细读我的第一本书，会发现你所说的后来的转变，全都蕴涵其中。在我的大学文字里，不同样充满了对理解世界的渴望，充满了想了解自己是谁的欲望吗？而这必然是既拥抱世界的传统，也追溯自己国家的历史的过程。
萧轶：你的写作，被别人称为“只训斥，不安慰，只批评，不解决”，而我表哥张国功也曾经对我的写作下过定义，即只有强攻，没有建设。他拿民国学人对我进行教育，说民国学人不仅有批评，还有建设，即破、立结合。在你的批判之下，对于“建设”是如何对待的？
许知远：我从不训斥，我会批评。什么叫解决呢？我写作的中心思想就是反对功利主义的，鼓舞个人独立意识的。那种对解决方案的渴望，经常是过分功利、简单化的，也经常以放弃自我思考的为代价的。这样的人，根本不是我的读者。
建设？只有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一个心智健全的社会，才能建设。否则，仅仅是慌乱的行动。我们的时代病症，就是有了太多的行动，却有了太少的反省。看看你周围的环境，看看你周围的人，包括你自己，人们不都是被时间与精力放在所谓的“建设”上了吗？结果，它是一团糟。
萧轶：现在是电子网络时代，可是你几乎不写博客，连现在最风行、最火热的微博也没有注册。很多微博网友都对我说，怎么不把许知远拉上微博来呢。故而，你上次说想看微博上的东西，但是没有注册账号，不知道怎么去看。如今，无论是博客还是微博，很多作家、知识分子、学者都纷纷在网络上发言，对时下发生的事情、发生的变化，对这个时代、社会以及政府进行发话，为何你如此决绝地拒绝网络？或许，网络发话在这个网络时代更具时代意义？
许知远：我相信，只有专注能产生真正的创造力。我也知道，自己是个不够专注的人。所以还是不去理会这些纷乱。另外，我也讨厌蜂拥而来的东西，对于集体化的行为，我是个注定的旁观者，这是性格所致。我对于宣扬自己的看法也没太多兴趣，我喜欢推敲想法，不喜欢推销想法。
萧轶：你的文字在我看来，如同老许你深陷在沙发中，拿着一瓶啤酒，对着读者慢慢地吐露着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而非坐在电脑桌前把一个个文字敲击在文档中。给人一种进行时的感觉，特别是你的旅行文字。你的这种文字给人一种迷人的现场感。这是旅行给你带来的写作感觉吗？还是你自己喜欢做一个对读者发话的知识分子？谈谈自己的感受。
许知远：旅行让你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你要重新了解看似熟悉的事物。这是我这个阶段的感受，或许下个阶段会改变。
萧轶：老许你在港台出过一些书，如《极权的诱惑》、《镀金中国》等，国内的专栏也写了一些昆德拉等人关于极权主义的文字，上次我们聊天也重点谈及极权主义。作为二十世纪荼毒世界的极权主义，这一代与这一代人也没能撕裂这场梦魇。在你看来，极权主义在这一代以及下一代，甚至以后的时代，会否有所改变？它对社会与世界的伤害，该如何从极权中突围？
许知远：它当然在减缓，但仍有强大的余毒。我目前关注的突围更多是个人方面的。不要等待时代与社会的改变，而要从自我的改变开始，要试图按照正常的方式生活，承担个人的责任。东欧的作家们，比如哈维尔、米沃什，以对此作出详尽的分析。当然，在中国语境内，它会有所不同。
萧轶：现在的媒体喜欢给你冠以“专栏作家”、“公共知识分子”、“媒体人”等称号，你自己如何对待这些称号？比如专栏作家，你曾经在《深感厌倦的自我重复》中说：“在我们的时代，专栏作家意味着的是那那种写作800字的无关痛痒的小品的人，而不是在报纸上最重要的版面发表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的严肃看法的写作。与艺术家、诗人、电影导演一样，专栏作家是一个国家创造性的标志之一，很显然，这一点在中国是如此欠缺，这多少表明了中国社会在自我理解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障碍。”作为国内极具知名的专栏作家，你对自己的专栏文字的角色定位是什么？
许知远：严格来讲，我对专栏作家这样称呼毫无兴趣。我是个作家，恰好在媒体上写作，一些时候需要满足媒体的格式。
萧轶：王小波在《时代三部曲》的总序中如此结语：“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但是这句话正如一个嫌疑犯说自己没杀人一样不可信。所以信不信由你罢。”写作基于学识与才华，也基于一定的动机与立场，你自己也从不掩饰自己的野心，如你要参与历史进程，并且将自己的书名定为“我要成为世界一部分”，我看到有网友说许知远恨不得别人称他为“中国的李普曼”。米兰•昆德拉也说过：“作家把他自己铭刻在他的时代、他的国家的精神地图上，铭刻在思想史的地图上。”说说自己的写作动机与自己认为的意义吧。在中国的这种逼迫环境之下，真的可以出现“中国的李普曼”吗？
许知远：不太可能出现。它需要的是一个开放社会，政治、商业、思想、艺术等不同领域的流动性。并存在着这样一个相互沟通的精英团体。这在中国短期内都不可能。我也没太多兴趣成为中国版的谁谁谁，那是年轻时的妄言。
萧轶：徐贲在《公共生活的点滴写作》中说，艾迪生对自己的公共随笔写作有自觉的启蒙意识：“人们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搬到了人间；我希望人们会说我把哲学从国王议事厅和图书馆、学校和学院搬进俱乐部、公民议会、茶桌和咖啡馆。”而你不断地坚持着自己的精英化立场，这种精英化立场是否会影响你写作的焦虑意义，会否影响“我要成为世界一部分”的历史进程参与？你自己是怎么思考这种关系的？
许知远：其实我写作的方式与艾迪生很象（当然可能没他写得好）。只不过，中国社会尚未经过启蒙，无知的力量太大了。在西方的传统里，我的写作一点也不深奥，但在中国，它却被贴上这样的标签。
萧轶：这一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和国家都有着一种悲观意识，有朋友在看了你的演讲之后，在QQ上对我说：“前段时间听了一下许知远的发言，悲观极了。”对于这个社会和国家甚至时代，你的态度是怎样的？“七零后”与“八零后”的崛起，你觉得能否帮助他们减少这种悲观意识？当下左派提出“中国模式”这类的看法，能否联系一下你的“中国意识”，对此谈谈你的观点？
许知远：这是一个中国迅速卷入全球市场，技术革命催生社会变革，大众媒体蓬勃兴起，商业力量获得越来越大发言权的年代。也是中国在世界舞台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对自身的历史意识开始觉醒的年代。
这种变化既粗糙喧闹，又充满了希望。一个更开放、更多元的社会正在形成，思想更独立、健康的一代人也正日趋成熟。而我正是这年轻一代人的一分子，刚刚走出校园，就获得了一份可以在一张报纸上纵论中国与世界的机会，雄心勃勃的要充当历史与现实，世界与中国之间的联接者。不可避免的，我的语调中洋溢着我的年龄与所处的时代共同造就的乐观、庞杂混乱、热气腾腾和浅薄……
但如今，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即将过去。我发现历史的进程比几年前想象的复杂得多。原有的乐观情绪，正不断转变成审慎和怀疑。这个国家在五、六年前给予人们的种种幻象正在消退，一种令人不悦的新的现实正在形成：不负责任的公众情绪的兴起，新国家主义的傲慢，民族情绪的封闭性，消费主义和娱乐业对年轻一代的伤害，社会的迅速庸俗化，互联网的黑暗面，如今都变成了赤裸裸的现实……
这种矛盾性、复杂性，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基本前提。
萧轶：最后一个问题，留给中国与世界。你的写作，如一个外来者，对中国不断地焦虑与想象着。你将正在崛起的中国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进行了某种比照：“那个时候的美国是怎样的呢？城市化、工业化是这个国家的主旋律，对物质的崇拜、欲望与焦灼困扰着这个国家。也是在这个10年，美国的政治家与民众逐渐发现了对于国家身份认同更为强烈的需求。1890—1920年的美国给人深刻的印象。生命贯穿于这30年的两代人，亲历了比前十几代人都要剧烈的变化。”谈谈你对中国现状及其未来的看法，谈谈中国之于世界崛起的角色在你眼中该如何扮演。
许知远：在过去几年中，中国被认定是历史的新动力，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经济模式。人类的记忆总是短暂的，常常通过遗忘过去来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昔日的陈辞滥调经常再次变成意义重大的启示录。除去晚清的历史，我还频繁（或许过于频繁）地列举了苏联、德国、日本、美国的例证，期望用它们来表明，中国的经验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独特，它的内在困境很可能吞噬掉表面的繁盛。
在过去的十年中，两个中国故事在同时发生。在国际舞台上，它是一个迅速崛起的新帝国，而在国内，则是一个重新国家化的过程，社会的独立空间、个人的独立性、市场和技术所带来的短暂自由，再度被国家权力所吞噬，社会的创造力和热情，被消耗和扭曲。在很多方面，中国已变得像一头不知魇足的怪兽——进步的信念、专制的扭曲、资本主义、工业化、信息化，对资源的灾难性掠夺，眼花缭乱的技术发明，造成了一种燥热、贪婪、物质主义、丑陋的文化。
过去几年中，你从中国的官方媒体、公共情绪里，一定也听到了王之春式的自得。“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成就”、“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千年盛世”，或是西方人创造的“北京共识”、“中国模式”，这些言辞是否像是另一次“同治中兴”？
邓小平的改革是从一场危机中开始的。在一场令世界历史黯然失色的“自我毁灭”之后，邓小平领导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正常年代。他重建了与世界的联系、给予个人更大的自由、国家从社会生活中逐渐退出。中国社会焕发出巨大的生机，它变成了一台不知疲倦的生产与消费机器。中国再次震惊了世界。乐观再一次情绪涌来，人们觉得中国不仅是中兴，而且要领导世界。但很有可能，中国再度被“成功”击垮了。
在空气中洋溢着自满时，中国也正在丢掉所有令它成功的因素。它关上了对外学习的大门，以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示人；它忘记了市场经济才是发展的动力，拼命地扩张国有企业；它忘记了自由思想、个人的创造力才是创造的源头，要再度控制教育、用党化宣传塑造年轻一代；它忘记了分散权力，才会带来社会的和谐、才会激发人们的同情与自主，通过官僚机构来推动社会变革只是导向失败；它忘记了因为信息公开、自我批评，才塑造了改革的黄金时代，要用“和谐”的名义扼杀不同的声音…..一场全面性的危机业已浮现。
【首席责编萧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