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已历经几个世纪，但重心落在古典诗歌上，有关新诗的译介相对来说起步晚、影响弱。

　　中国新诗的译介与传播

　　最早的中国新诗英译本为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和其学生陈世骧合译的《中国现代诗选》，1936年在伦敦出版，随之是白英（Robert Payne）英译的《中国当代诗选》（1947年）。在美国，许芥昱编译的《二十世纪中国诗选》（1963年），闵福德（John Minford）和宋祺编译的《山上的树》（1984年），叶维廉编译的两部中国新诗选集《中国现代诗歌：1955—1965》（1976年）、《防空洞抒情诗：中国现代诗歌，1930—1950》（1992年）等著作，可谓是英译中国新诗的里程碑式译本，改变了以往英语世界翻译与传播中国诗歌重古诗、轻新诗的局面。然而，许多重要的英译本没有收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中国新诗作品，例如，爱德华·莫林（Edward Morin）编译的《红色杜鹃花》（1990年）、奚密（Michelle Yeh）编译的《中国现代诗选》（1992年）、托尼·巴恩斯通（Tony Barnstone）编译的《风暴之后：中国新诗》（1994年）都存在这样的缺点。而个人诗集的英译大多集中于朦胧派诗人的作品。

　　王屏编译的《新一代：中国当代诗选》（1999年）开始重点关注朦胧诗之后出现的新一代诗人的作品。张耳与美国众诗人合作英译的《别处的集结：中国当代诗选》（2008年）、海岸与英美诗人合作翻译的《中国当代诗歌前浪》（2009年）则将目光转向，聚焦于90年代以来的作品。2012年，由杨炼选编，威廉·赫伯特（William Herbert）、霍布恩（Brian Holton）等英译的中国当代新诗选《玉梯》由英国著名的血斧（Bloodaxe）出版社出版，相信会给西方读者带来更大的惊喜。

　　从“玉书”到“玉梯”的文化传统

　　据杨炼透露，“《玉梯》这部诗选的立意在于达成中英诗人间的深度交流，在思想上和语言上，必须传达出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特征：观念性和实验性”。“我们刻意用极端的原创，挑战极端的翻译——不是空谈诗歌的可译与否，而是由原作设定美学要求，不容不可译的可能！”事实上，当听说杨炼及其中外编译合作者将他们英译的中国当代诗歌选集命名为“玉梯”时，笔者不禁为他们这一构思暗暗叫绝——自觉地将中国新诗的翻译归入西方对中国诗歌译介与传播的文化传统中。显然，《玉梯》试图攀越《玉山》（The Jade Mountain）这部美国诗人宾纳（Witteer Bynner）翻译《唐诗三百首》的英译经典，抵达《玉书》这一西方译介中国诗歌的源头。

　　《玉书》（Le Livre de Jade）是法国贡古尔学院女院士茱迪·戈蒂叶（Judith Gautier）与其中文教师丁敦龄合作翻译的中国古诗集，因其优美的法文成为“世界级的经典”，对欧美文化界产生巨大影响，后被译成欧洲多国文字，出版了几十个版本，更多次被转译成英文。这些从法文译本转译而来的英文译本，为中国古诗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铺平了道路，《玉书》随之也成为“美国本土化中国诗歌文学小传统”的源头。

　　钟玲认为，这个本土化中国诗歌的文学小传统在美国文学上的成就规模不大，但却是实在的。第一，有些中国古典诗的英译本身已成为英文创作的经典，包括庞德（Ezra Pound）翻译的李白《长干行》、王红公（Kenneth Rexroth）翻译的30多首杜甫诗以及斯奈德（Gary Snyder）翻译的24首寒山诗。第二，这些诗歌对美国一些作家、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活产生影响，成为促成他们生命中重要转变的因素之一，如影响一些美国作家去接近大自然或回归田园生活。第三种成就表现在中国文化对美国作家创作产生的影响上，使美国诗歌无论在内容或表现手法上都有新的呈现，具备了新的风貌和美感。可见，近30年间，随着文学翻译研究领域“文化转向”的趋势日趋深入，更因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中国诗歌的独特魅力，中国诗歌的翻译与传播已开始进入西方主流文化。

　　中西译者需要真诚合作

　　八十余年中国新诗英译史，乃至几个世纪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史都表明，成功的翻译离不开中外诗人间的真诚合作。无论是早期理雅各（James Legge）与王韬合作翻译《诗经》、宾纳与江亢虎合作翻译《玉山》，还是后来的译者如杨宪益夫妇、王红公与钟铃、罗郁正与舒威霖、丁祖馨与拉菲尔等，都是绝佳的例证，为中外合作英译中国诗歌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示范与启示。2008—2009年间，笔者也曾编译出版过一本《中国当代诗歌前浪》，以汉英双语形式呈现当代中国新诗的风貌。全书约二分之一的英译出自英语世界的学者、诗人、翻译家，如霍布恩、柯雷、戴迈河、西敏、梅丹理等人之手，余下部分先由笔者提供英译初稿，再与旅居上海的美国诗人徐载宇合作完成。通过中西译者的合作，使得本书在欧洲顺利出版，并进入当年的德国汉堡国际书展与比利时安特卫普国际书展。

　　经历了近两年的译编工作，笔者深刻地体会到霍布恩在英译杨炼《同心圆》时的那番感言。他写道：“要想提高汉英文学翻译的质量，唯有依靠英汉本族语译者之间的小范围合作。汉语不是我的母语，我永远无法彻底理解汉语文本的微妙与深奥；反之，非英语本族语的译者，要想将此类内涵丰富的文本翻译成富有文学价值的英语，且达到惟妙惟肖的程度，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一旦同心协力，何患而不成？”

　　在西方汉学界，不少学者颇为推崇中国当代诗歌在世界文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柯雷曾说：“首先，中国当代诗歌创作已经繁荣到我无法用简单的语言来描述，它的色彩不是红的、蓝的这样单色调的，而是多彩的；早期的朦胧诗尤其值得一提，这些诗歌中特有的意象手法是我们这些外国人最感兴趣的；另外，中国诗歌有着与其他国家诗歌一样的特点，那就是这些诗歌反映了诗歌产生的那个年代的一切，我们把这些诗歌同它的时代和地域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发展。通过中国诗人的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的过去、现在，特别是看到了中国的发展。”

　　总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各国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中国新诗英译的前景更值得期待。目前，中国新诗的外译工作方兴未艾，但从事这项工作的诗人、翻译家太少。在此笔者呼吁全国社科规划部门将中国诗歌外译工作纳入国家社科基金规划中，激励更多的年轻才俊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