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茝，一位下岗女工，在几乎没有生活来源的情况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着手写长篇小说《烟雨江南》，数易其稿，历十余载，这部二十多万字的作品终于定稿了。

     这样的一种写作，我把它称为民间写作，它完全没有外援，完全是孤独、寂寞而又十分漫长的个人行为。我也是一个民间写作者，也就更能体味其间的艰辛惨淡甚至是悲壮。叶茝在她的后记中说：“沉浸在自己笔下的故事里，我常常不知杏花春雨已过去，落叶缤纷的秋季又来临，也忘了六月的酷暑与三九的严寒”，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不可能有如此深切的感受。这让我想到其他的民间写作者，一位写诗的农民，全家的生活来源全靠他老婆在街上擦皮鞋维持，而他却无时无刻不沉浸在自己的“诗意”里。而另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农，也在孤苦无依的情况下写诗，他甚至想到要把诗歌刺在自己身上，在他死后献出一张写满了诗的人皮。这已经不止是悲壮而是惨烈了。

     对于这些难以尽数的民间写作者，我的心情十分复杂。应该说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都是艰难跋涉于文学之途上的苦行僧，他们的存在，无疑显示出了潜藏于民间的文学活力。这中间，可能会出现真正的作家甚至是大家。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六十多岁的老农，他的诗我读过几首（其实也不必读那么多，一首短诗乃至一句诗，就可以看出你是个诗人还是诗歌爱好者），我得说他是位非常优秀的诗人，他不但有极好的文学感觉，而且有着对一些深刻东西的思考。他的偏执和近乎疯狂的想法给我们的诗歌带来了很独异的东西，而不幸的经历又使他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生命体验。

     应该说叶茝也有很好的文学感觉，她的长篇小说《烟雨江南》也是在用文学语言说话，不少地方还写得还挺生动。人是活的，树也是活的，山水也是真山真水，要知道，这很不容易。叶茝是第一次写小说。有多少人写了一辈子，人还是死的，树还是死的，全是概念，僵死的符号。这样的人物自己不会动，是写作者把他们在搬来搬去。叶茝笔下的人物很鲜活，一个个画面也是有声有色的展开的，但叶茝有时控制不住这些人物，这些人物一会儿跑到这里，一会儿跑到那里，有点乱，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混在一起了，很难分出谁是谁，得找到了他们的名字，才能对号入座。这可能是她的人物写多了，她好像有太多的人物要写。如果抓住一两个人物，把这一两个人物写透了，这很可能是一部很好的小说。

     叶茝对笔下的人物有着朴素而又真挚的感情，“我为故事中的众人物伤感，叹息……”“我总是抑制不住屡次搁下笔、泪流满面”，叶茝已经具备了文学创作中许多重要的东西，她天性的善良、质朴、真诚，她没有眼下一些女性写作者的矫情、酸气、表现欲，这都难能可贵。但她的文学准备明显不足，据她自己说，她读书只读《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她的小说写的又都是发生在上辈人身上的故事，前者限制了她的视野，而后者有点隔，不贴肉。不是说《红楼梦》不好，但对于一个作家的文化积累和生活积累，的确是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写上辈人的生活，不是问题，写孔子写屈原都可以，但肯定不是转述素材，而应该化入自己的血肉心魂，落到自己笔下，仍然还是写自己。

     除了文学准备，我认为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那就是生存准备。我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我认为生存比理想更重要。人都首先考虑活下去，然后才考虑怎么活。这些年，在我亲历的许多事件中，有多少“理想主义者”突然变得不要廉耻了，不要人格了，没别的原因，活不下去了。我还算比较清醒的。我差不多有十年只字未写，完全陷入了为了生存的奔波中，上有老，下有小，作为父亲，作为丈夫，作为儿子，如果为了所谓的理想而丧失了对社会、对家庭负责任的态度，我想那是非常可悲的。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应该以人格的尊严作为支撑，应该以诚实的劳动建立这样的尊严。当我重新拿起笔来时，我已作好了这样的生存准备，也只有这样才能静下心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写作当然也是诚实的劳动，然而它又是一种付出极多而收获甚微的劳动，如果以现实的回报来看写作，写作真他妈不是人干的活儿。国内目前能够全靠稿酬或版税养活自己的作家，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而要想通过写作成为“成功人士”，也就贾平凹、余秋雨等数得出来的那么几个人，而且贾先生的主要收入是卖字，余先生的主要收入是出场费。他成明星了。

     值得庆幸的是，叶茝对自己的定位是相当清醒的，“虽然倾注了十几年的心血，却因才疏学浅、且又盲人瞎马地胡乱涂鸦而成，自忖难登大雅之堂。只是，倘若偶有三二知己在茶余饭后稍加翻阅再随意品评一番，那我就又不谓枉然泼了些墨水罢。”目前她正在调整姿态，开始从一些小人物小事情写起，她也的确需要素描与写生之类的基本功。叶茝的《烟雨江南》虽然写得多少有些盲目，但其生动的细节、独特的风格风貌以及那个时代原汁原味的人和事，是很值得一读的，或许还有另一种解读的意义。以叶茝的文笔和文学感觉，她其实更适合写散文，甚至是很优秀的散文。

【大地网责编曹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