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梦阳
鲁迅之所以无愧于思想家的称号，就在于他比他的同时代人以及多少代的后来者都深刻得多、清醒得多地了解中国社会和历史，他以他无可比拟的极其犀利、极其深邃的杂文和小说，对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批判，促使中华民族从“瞒和骗”与“不悟自己之为奴”的大梦中猛醒，“睁了眼看”世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从而提高悟性，拔除奴隶之根性，实现精神上的自觉和独立，开辟崭新的精神文化之路。他的文章看来是零散的、片断的，但是综合起来却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一精神文化系统，的确实际催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觉醒，并推动了全人类的精神文化发展，丰富了全人类的思想宝库，提高了人们对自我和对宇宙人生的认识，乃是中国精神文化新旧转型时期必不可少的思想资源，是所有想了解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知识分子必须阅读的百科全书。所谓思想家就是能够把握事物之本质与世界之本源的思想者，鲁迅正是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本质及其所造成的奴隶根性的本源把握与揭示得最为深刻、系统的思想者，仅就这一点来说，鲁迅就足可称为中国伟大而深刻的思想家了。他不是西方黑格尔、康德那样的建立了理论体系的思想家，而是最懂得中国的长于“知人论世”、明于知人心的本土思想家，这是他与西方思想家的区别，也是他的中国特色。
由于鲁迅的思维具有感悟型、“绍兴师爷”型的尖刻与严密和赋之于形象的特征，所以从性质上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灵异的感悟型思想家，概括起来，他对中国人及其历史有九大感悟：
一大感悟：“吃人”。
鲁迅他的第一声呐喊《狂人日记》中，借狂人形象寄寓了这样的思想：“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这个“吃人”的著名判断，在五四时期曾经惊世骇俗，使鲁迅获得了极大的声誉。而当下，鲁迅把几千年中国历史概括为“吃人”二字之举，常被人讥为文化激进主义。其实，鲁迅的这一举措不仅是打破“铁屋子”的一种手段，而且是具有极高智慧的思维理性。如鲁迅1918年8月20日在致许寿裳信中所说：“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近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鲁迅所谓的“吃人”，并不是指肉体上的相吃，而是精神上人格上的奴役，是说中国人始终没有争到“人”的价格，没有真正摆脱做奴隶的时代。
二大感悟：阿Q的精神胜利法。
鲁迅在《阿Q正传》中借用阿Q这个典型形象，作出了精神胜利法这一永远发人深省的概括。从实质上看，精神胜利法反映了人类的普遍弱点，即在遭受失败后不能正视现实，以实际的行动转败为胜，而只能退缩到内心去，在精神求得虚幻的胜利，结果是一败再败，不可自拔。清朝末年本来自以为处于世界中心的中华帝国，遭遇到列强侵略、内部混乱的空前失败，于是精神胜利法这一人类的普遍弱点就从上到下弥漫起来了。鲁迅尖锐、深刻而又形象地点出了中国人的这个穴位，至今令人深思，实在是对中国人以至全人类的巨大精神贡献。
三大感悟：中国历史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青年的使命是创造不当奴隶也不做奴隶主的“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
1925年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把中国历史概括两个时代，这就是：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他号召青年们要“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也就是既没有奴隶也没有奴隶主的时代，认为这“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这个“第三样时代”，其实就是他后来所说的“无阶级社会”。要打破抢夺“一把旧椅子”的历史循环，使人类进入争取到“人”的价格的平等、自由的民主社会。但究竟应该走怎样的道路、采取什么政治措施进入这样的社会，鲁迅未说过。看来他本人始终也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但是他思考了，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了，也感悟到了许多别人连想都没有想、甚至连感觉都没有感觉到的问题，就已经非常伟大了。鲁迅并不是政治家，也不是什么主义者。我们不能要求他全知全能，解决一切问题。
四大感悟：“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鲁迅在《小杂感》中说过：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
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又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中说：
《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又有白话诗署“唐俟”者，亦为仆所为。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当然，一些学者并不完全同意鲁迅“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观点，例如林非先生就在《鲁迅和中国文化》中认为“过于夸大了，道教在中国思想文化史和民间风俗习惯中确实有较大的影响，不过它对于整个民族所引起的思想禁锢和箝制的作用，事实上是远逊于儒家学说的。”
从学理上讲，林著所说是有道理的。但就“道教这种拼凑了中国思想文化土壤中许多人几乎都习惯于接受的东西”，使人们既可以追求现世享乐，又可以使人们觉得“既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1)来说，鲁迅感悟到“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也有其缘由。
五大感悟：“不悟自己之为奴”。
到了晚年，鲁迅对中国人所受的精神奴役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1934年，他阅读《清代文字狱档》之后写了两篇杂文，值得反复品味。
一篇是《隔膜》。写的是鲁迅从《清代文字狱档》中感悟的一件案例：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山西临汾县生员冯起炎，闻乾隆将谒泰陵，便身怀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图逞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诗》，实则信口开河，惟结尾有“自传”似的文章却很特别，大意是有两个表妹，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想请皇帝协办。虽然幼稚之极，然而何尝有丝毫恶意？不过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结尾却甚惨，这位才子被从重判刑，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去了。鲁迅对此案作出了极深刻的评析：
……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
1934年6月2日致郑振铎的信中，鲁迅又对此案作了如下评论：
顷读《清代文字狱档》第八本，见有山西秀才欲娶二表妹不得，乃上书乾隆，请其出力，结果几乎杀头。真像明清之际的佳人才子小说，惜结末大不相同耳。清时，许多中国人似并不悟自己之为奴，一叹。
鲁迅这段洞察世情的评析，具体来说，是针对冯起炎一案而谈的，从哲学启悟意义上思考，则是启发人类悟性的警世格言，启发我们作出这样的反省：要真正认识自己，就必须透过表面现象的“隔膜”，去理解事物的本质，绝不可像冯起炎那样简单愚蠢，上了统治者美好谎言的当，“真以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亲亲热热地撒娇讨好去了”，结果祸从天降。而“不悟自己之为奴”一语，恰恰是对身受奴役而不自知者的最好评骘，一针见血地精辟概括出了这种人的精神特征。
另一篇是《买记》。写的也是鲁迅从《清代文字狱档》中感悟的一件案例：《小学大全》的编纂者尹嘉铨，他父亲尹会一，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经给过褒扬的诗。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学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觉罗学。还请令旗籍子弟也讲读朱子的《小学》，而“荷蒙朱批：所奏是。钦此。”后来又因编纂《小学大全》，得了皇帝的嘉许。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经致仕回家，本来可以安享晚年了，然而他却继续求“名”，奏章给乾隆皇帝，请求为他父亲请谥，结果触怒龙颜，招致杀身之祸。鲁迅对此案的评析是：尹嘉铨的“祸机虽然发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却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请将名臣从祀：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因为“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尹嘉铨招祸的原因与冯起炎相同，都是“不悟自己之为奴”，像阿Q那样对自己的奴隶地位与将死的命运毫无所知。
不认识自己的奴隶地位，又不认识世界、不认识这个世界上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本质，缺乏最起码的悟性。“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1)做了奴隶还很愉快。甚至“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2)结果落得糊里糊涂被发落被宰杀的下场。这就是当时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悲剧。纵然尹嘉铨可称是位大学者，冯起炎也是生员，却毕其一生未能认识自己，也未能认识世界。为什么鲁迅一再劝告青年学生“不要再请愿”(3)？这里又批判尹嘉铨式的“请谥”？就在于“请愿”与“请谥”虽然形式不同，本质却是相同的，同是“将对手看得太好了”(4)，既无自知之明，又无知人之明，精神上都属于奴隶，没有实现精神解放，达到思想自由和精神独立的境界。
直到1936年10月5日、即临终前14天发表的《“立此存照”(三)》中，还在谆谆教诲自己的同胞：
我们应该有“自知”之明，也该有知人之明……
并以肥胖与浮肿为例，形象地说明了既无自知之明又无知人之明的蒙昧的人，是怎样“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的：
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如果有人，当面指明：这非肥胖，而是浮肿，且并不“好”，病而已矣。那么，他就失望，含羞，于是成怒，骂指明者，以为昏妄。然而还想吓他，骗他，又希望他畏惧主人的愤怒和骂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细寻佳处，改口说这的确是肥胖。于是他得到安慰，高高兴兴，放心的浮肿着了。
这种在“妄想”中求得精神胜利的“放心的浮肿”者，与忌讳头上癞疮疤的阿Q属于同种精神类型，永远“自我感觉”良好，永远在自欺欺人，永远不能认识自己的真实面目。为了疗救这种普遍的精神痼疾，鲁迅劝告这些“闭了眼睛浮肿着”的人，要好好‘反省“，并且希望：
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这实质是教导中国人要学会“以别人的眼光来审查自我”，以别人的批评为“镜子”照出自己的真实面目，“而自省，分析”，“变革，挣扎”，自强自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无所求于外界的内心，永远是稳定和丰富的。有了这样的心，这种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自觉的精神境界，在世事面前便可以荣辱无惊、乐观洒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鲁迅是真正地深深挚爱着中华民族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惦念着自己的同胞，正如他在临终前不久写作的《“这也是生活”》中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他对于本民族的尖锐批评，敦促同胞听取外国意见的教诲，正是出于对中华民族的热爱，比那些廉价的赞扬和奉承要珍贵得多！我们要切切珍惜！不可辜负本民族伟大思想家的苦心！更不可以怨报恩！对他进行诋毁！
人的精神自由，是以对精神的深刻自我意识为条件的。主体对自己的意识状态、精神世界有了深透的理解与掌握，才能自主、自觉地对己内世界实现有效的整统与完善，成为意识自我的主人。一个民族的精神要达到自由的境界，也需要以对本民族精神的深刻自我意识为条件。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本民族的思想家，启悟同胞们对本民族的意识状态、精神世界有一个比较深透的理解与掌握，从而自主、自觉地对本民族的己内世界实现有效的整统与完善，成为意识自我的主人。倘若始终“不悟自己之为奴”，对自己的奴隶地位没有感觉，怎么可能进而改变之呢？鲁迅正是本民族争取“人”的价格、摆脱奴隶境遇的最高境界的精神反思者，仅就这一点来看，我们就应该对这位中华民族的精神伟人抱以最高的尊重。
六大感悟：历代统治者不过是在争夺“一把旧椅子”。
1931年7月20日鲁迅在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讲演《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说：
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３２〕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朝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利害。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
争夺“一把旧椅子”，是鲁迅对中国历史上不断改朝换代、却始终不改奴隶时代的精辟论述。值得注意的是这话讲于1931年，是鲁迅成为“左联”盟主、所谓由进化论转变为阶级论之后。鲁迅并没有机械地完全按照当时流行的阶级论观点看人看事，把工人绝对看成好的。
而是说“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这实质是说通过工人推翻资本家掌握政权的方式，是不能创造“第三样时代”的。正如阿Q取代赵太爷成为未庄的主人，“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阿Q式的革命与阿Q式的革命家是要不得的。
七大感悟：“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
1934年，即鲁迅逝世前两年，他在《病后杂谈》中，谈过明初，永乐皇帝剥那忠于建文帝的景清的皮，明末张献忠也用同样的方法剥政敌的皮之后，讲了一句至理名言：
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
这个论断实质是开国皇帝以“剥皮”这种最残酷的暴力方式夺取和维持政权，最后起义农民也用同样的暴力方式对付统治者和政敌，由此循环往复总是走不出奴隶时代的怪圈。应该怎样走出历史的怪圈呢？鲁迅没有回答，后人也不能要求他做出回答。
八大感悟：新奴隶主的出现及其本质与特征。
鲁迅晚年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以下简称《答徐懋庸》信)，多少年来一直是牵涉面最广最深的一大争论焦点。出现的文章很多，观点也各种各样，但却忽视了鲁迅临终前最为重要的感悟：新奴隶主的出现及其本质与特征。
鲁迅终其一生的深层心理情结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抗拒为奴”。
鲁迅少年时代由于祖父科场案，家道中落，曾被人讥为“乞食者”，在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途路中，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使他自小就形成了倔犟不屈、不甘被人奴役的“硬骨头”性格。到日本留学时期，更是不甘做亡国奴，要改变国人的精神，主张“尊个性而张精神”，做“精神界之战士”。自此一生，始终如一地反对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奴役”，愈到晚年，“抗拒为奴”的心理情结愈是强烈，愈是对奴隶和奴隶主高度敏感，对人与人之间的奴役关系愈是憎恶。
鲁迅晚年的日本学生增田涉在回忆录《鲁迅的印象》中说过：
读鲁迅的著作，和在他的正常谈话里，常常出现“奴隶”这个词。
鲁迅对于本国人民再三地说“奴隶”写“奴隶”，我体会到那是多么切实的带着实体的语言。
我知道了鲁迅所说的“奴隶”、“奴隶”，是包藏着中国本身从异民族的专制封建社会求解放在内的诅咒，同时又包藏着从半殖民地的强大外国势力压迫下求解放在内的、二重三重的诅咒。所谓主人与“奴隶”，不是对立的两个概念，这一现实是经常在他的生存中，经常在鼓动他的热情，缠住他的一切思考。这一点，我们必须切实知道。因而我们知道他对自己和自己民族的奴隶地位的自觉，就是跟他的“人”的自觉相联结的，同时也知道正这儿就有着决定他的生涯的根据。
为着了解鲁迅，我们必须知道在这种环境里生长的他，和有了那样的自觉之后才开始他对人类的认识。要不然，他的一切语言，就会有只被当作空洞的声音的危险。
于事者迷，旁观者清。增田涉的这一感受，比中国的许多鲁迅研究学者深刻得多！
日本鲁迅学家很早就敏锐地感悟了这一点。竹内好，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把鲁迅精神本质概括为“抗拒为奴”。60年代，伊藤虎丸又由“个”的思想出发，进一步发展了竹内好“抗拒为奴”的观念，把“真的人”与奴隶和奴隶主严格区别开来。由此对鲁迅也有了深刻、中肯的评析。认为鲁迅正是从“真的人”出发，提出“根柢在人”的“立人”思想。而要“立人”，首先是以个的自立、国民的“人各有己”，即国民主体性的确立为前提的。鲁迅是留日时期从尼采那里汲取“个的自觉”这一欧洲近代思想的核心的。他认识到人只有通过“回心”和“反省”、“看见自己”，才可能“自己成为自己”，达到“个的自觉”。
20世纪以来，整个人类就是在“抗拒为奴”的精神解放运动中走过来的。正是在这一点上，竹内好与日本鲁迅学界感应在一起，中国鲁迅学界经过一个时期的曲折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也日益感到了“抗拒为奴”、实现精神独立的迫切性。正是因为如此，竹内好对日本后来的鲁迅研究产生了那样大的影响，半个多世纪以后，又受到中国鲁迅学界乃至思想界高度的注意，也得到了韩国鲁研界的呼应。
中、日、韩三国鲁迅学界所构成的“东亚鲁迅”，是以冷静、深刻、理性的“抗拒为奴”的抵抗为根基的。这种抵抗既是针对身处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中的奴役现象的，又是对自身奴性的抗拒。“抗拒为奴”，争取“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独立”，这是鲁迅精神的本质，是多少年来鲁迅学家们从人类整体发展进程出发所作出的普世性的共识，也是从“人学”的视角认识鲁迅所获得的真知。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鲁迅加入“左联”并成为盟主呢？
原因很多。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鲁迅“抗拒为奴”的心理情结与对“无阶级社会”的真诚向往。
前面说过鲁迅号召青年们要“创造”的既没有奴隶也没有奴隶主的“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其实就是他后来所说的“无阶级社会”。
而“左联”正是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其实就是鲁迅一直向往的“无阶级社会”，按照共产主义理论，是由无产阶级革命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鲁迅的思想与“左联”从根本上达成了契合。因而，鲁迅加入“左联”并因其文学实绩和地位、声望成为盟主，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鲁迅对“无阶级社会”的向往，是极其真诚的。其真诚程度远远超过了许多名义上的共产党员。然而，在这以铲除主奴关系、建立“无阶级社会”为目标、应该最为平等、最没有奴役和压迫、既没有奴隶也没有奴隶主的组织里，竟然遇到了比奴隶主还奴隶主的“文坛皇帝”，“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入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使“个人被当作用具”，就令他寒心不已了。
愈是对“无阶级社会”向往真诚，对主奴关系憎恶深切，就愈是对这种新奴隶主反感之极，用鲁迅《答周刊编者信》中的话说，就是“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真诚地追求民主、自由，渴望铲除不平等的主奴关系，但却腹背受击，只能“横站”——鲁迅的灵魂真是痛苦之极，不愧是20世纪中国最痛苦的灵魂——苦魂。
正是由于这种缘故，所以鲁迅对当时“左联”的实际领导人周扬等产生了极大的憎恶。晚年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以下简称《答徐懋庸》信)恰恰是与这类新奴隶主决一死斗的结果。
要理解《答徐懋庸》信的深意，我觉得，必须从这种“抗拒为奴”的深层心理进行解读。
《答徐懋庸》信最深刻、精彩之处，正是对新奴隶主做了入木三分的刻画。我觉得，这是鲁迅晚年给“人学”做出的最为重要的贡献，比以前刻画的“叭儿狗”、“乏走狗”、“癞皮狗”、“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以及“二丑”、“阿金”等类型形象还要深刻得多！
这种新奴隶主，鲁迅称之为“文坛皇帝”、“元帅”等等，概括起来看，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一、“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
二、比“白衣秀士王伦”还要狭小的气魄。
三、“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
四、“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五、两面派：这一点，在鲁迅1935年9月12日给胡风的信中刻画得更为活灵活现：“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
六、“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
还可以概括一些，但主要是以上六条。
鲁迅在《答徐懋庸》信中还有一语足以概括新奴隶主的本质——“借革命以营私”。这一语不仅概括了当时新奴隶主的本质，也一针见血地指明了以后所有贪官和特权者的“真谛”，就是打着“革命”、“共产”等等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旗号，去“经营”自己的私利，置大众的利益于不顾，凡不利于他们“营私”的力量一律格杀，有利于“营私”者，则不分青红皂白、三教九流一概择取。对待下属和群众的态度是“奴化”与“驯化”，一律要做奴隶和“驯服工具”。容不得半点儿异样与个性发展，稍有不同，必定戬除。“营私”至极，伤人甚重，还要标榜自己“伟大”、“辉煌”、“永远正确”！
鲁迅的感悟真乃深刻之极！
鲁迅对中国人及中国历史的这第八大感悟，应该说是后世学者极少谈及的最重要、最深刻、最发人深省的感悟！
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哪些教训，引起哪些反思呢？例如“无阶级社会”固然好，但是能够实现吗？究竟通过怎样的道路才能使社会更为合理？怎样防止新奴隶主的产生？产生后，应该运用怎样的制度和方法加以限制，及时清除？怎样才能真正实行民主？什么方法更为科学？人类怎样才能挣脱主奴关系，实现“人”的自觉，成为既不做奴隶也不当奴隶主的“真的人”，争取鲁迅所说的“第三样时代”的到来？……等等。等等。都耐人寻味……
而最根本的一点，是一定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绝对不能做精神奴隶，任别人的思想在自己脑袋里跑马。
九大感悟：旧社会的根柢非常坚固、决不妥协的，新战线必须“注重实力”、“非韧不可”。
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说：
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
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
在前期杂文《娜拉走后怎样》中，他也反复强调：
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在《两地书》给许广平的信中谆谆教导说：“现在的中国，总是阴柔人物得胜。”所以青年人“要缓而韧，不要急而猛。” 要“壕堑战”，不可“锋芒太露”，以免让“巧人取得自利的机会”。
鲁迅对中国人及中国历史有着这样深刻得令人颤栗的九大感悟，就足以使他成为百年来最伟大的感悟型思想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