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是历史学家，是政治和社会评论家，是学术组织者，是20世纪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最充满色彩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出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兼破落贵族家族，其祖上傅以渐乃大清开国之后顺治朝代第一位状元，后晋升为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等职，权倾一时，威震朝野。傅斯年系傅以渐之孙，他是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大会主席兼游行总指挥、北大国文四年级的高材生、《新潮》杂志主笔，在五四运动中是举大旗的人。
    傅斯年对古史研究的重新开启做出过贡献，他努力地从古史辨和疑古思潮中拯救古史，引导学术界走出疑古思潮，重构古史。他批评过汉代儒生刘向、刘歆父子编定文献的错误。在历史学革命中，是顾颉刚推倒了古史大墙，是傅斯年用碎砖重建了古史大墙，这叫“从破坏到重建”，中国现代历史学的革命，始于顾颉刚而完成于傅斯年。傅斯年与顾颉刚最后的交恶，是因为顾颉刚在没有得到傅斯年的同意，公布了傅斯年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傅斯年称顾颉刚在“历史学中称王”，引起了不良的影响。傅斯年是一个竞争心很重的学者，在给胡适的信中暗示他不愿折服于顾颉刚历史学的威望之下。由于顾颉刚没有出国留学，而傅斯年有留学经验，导致这两位五四运动走出来的学者古史观不同，最终使他俩各树旗帜。
    傅斯年是一个眼光很高的人，做学问就要有眼光，就要有功底，有宽大胸怀。傅斯年既有高远的眼光，又有深厚的功底，还有宽大的胸怀。他逝世后，史语所同仁给他的挽联很中肯：
廿二载远瞩高瞻，深谋远虑，学术方基，忍看一瞑；
五百年名世奇才，闳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
 
    傅斯年重建古史大墙，得力于李济等人的支持，在傅斯年领导之下，安阳的发掘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
     李济（1896一1979），湖北人，中国考古学之父。他对河南安阳商代都城历史性的考古发掘整整花去了10年时间，为今天的中国科学考古奠定了基础，应用现代田野考古学方法为出土器物命名，作出类型学分析，训练和培养出了一批后来中国考古学界的领军人物。1925年，他受邀重回清华，加入了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院，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等著名学者共事，第二年陈寅恪来到清华后，他又与陈寅恪共事一段时间。1928年11月，他被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邀请出任史语研考古组主任。在他上任前一个月，史语所派遣一位自学成才的铭刻和甲骨文家董作宾前往安阳，对这个因蕴藏大量甲骨而久已闻名的地方进行了初步调查，并评估其潜在的考古价值。在了解董作宾方法上存在问题时，傅斯年即派他前去安阳，正式启动安阳历史上的第二次考古发掘工作。陈寅恪与李济共过事，且不深交，傅斯年与李济友情不错，1948年8月，他们一同去了台湾，没有产生过矛盾，而顾颉刚与傅斯年由同盟到交恶，这不是个人恩怨，而是考古学术上的争鸣，这个争鸣折射着那一时代中国历史学界的变化。1950年，傅斯年死于台北；1980年，顾颉刚死于北京。他们为考古结下矛盾，但他们的学术研究是为了真实。一个为国民党做事，一个为共产党做事，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还中国古史的真实面目，为中国的古代文明与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工作，贡献巨大，是中国人民所敬仰的大师。
    傅斯年在史学界颇有影响，与文史大师陈寅恪却没有学术纷争，也没有留下什么轶事掌故，好像他俩十分默契。也许他们之间是亲戚，也许他们的学术观点一样。陈寅恪认识傅斯年很早，时间是1915年春天。那时傅斯年在北京大学读书，与陈寅恪弟弟陈登恪是同窗好友，经陈登恪介绍认识的，而那时陈寅恪早已在日本、瑞士、德国、法国、美国留学数年，成为傅斯年仰慕敬佩的人。许多年后，傅斯年赴德国柏林大学就读，与陈寅恪一度成为了同学，并结下了很深的情谊。就在这一年，陈寅恪得到清华大学聘请为教授的电文，又一次让傅斯年仰慕。在他眼里，陈寅恪是一颗星星，一颗闪耀的星星。1926年11月，清华大学教务长梅贻琦要陈寅恪推荐一位海外留学生回国来清华出任中国文史教授，以充实壮大清华文科阵营。才来清华半年的陈寅恪，按说不好推荐，可他一口就说出了傅斯年的名字。梅贻琦当听到是傅斯年，一下惊呆了，不停地点头，说：我认识他，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后因种种原因，清华失去了傅斯年，也失去了与陈寅恪同时登台教学的机缘。后来，傅斯年去了中山大学。1928年10月，傅斯年借用在广州中山大学成立的语言历史研究所之招牌，在国民党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之际，作为筹备处成员的傅斯年，经过多方努力，，他出任首届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长，所址设在广州东山柏园。
    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半月，傅斯年便向陈寅恪发出邀请，担任该所历史组主任，陈寅恪也爽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并回函给了傅斯年，傅斯年很是高兴。由于陈寅恪不愿丢掉清华园这个学术阵地，但并未立即前往广州任职，属摇控指挥。1929年初夏，由于陈寅恪忙于内阁档案，不能去广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被迫从广州迁往北平北海静心斋办公，并给陈寅恪制定在所外兼课的特例。陈寅恪在清华授课的同时，仍担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安排他除保留清华园新西院36号寓所外，另在北平城内西四牌楼租赁姚家胡同3号四合院，供他居住。这个时候，陈寅恪才有条件将父亲陈三立和大嫂黄国巽从南京接来一起生活。这个时候，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为招聘贤能，吸引人才，学校规定：来清华任教的教授，月薪300一500元，陈寅恪薪水最高，拿到560元，并且还拥有一栋新式住宅。除有一个花木葱茏的小院子外，内有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等大小14间，附设电话、热水等生活用具。当年清华园名师多，有陈寅恪、吴宓、闻一多、周培源、俞平伯、吴有训、顾毓秀、陈岱孙、杨武之（杨振宁之父）等。这是陈寅恪一生最舒心的日子，他的精神最得意，他的学术最有创见，可惜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三省，史语所由北平迁往上海。陈寅恪不愿放弃清华园的生活环境与学术氛围，没有随所迁移，仍留校任教，同时改任史语所研究员，只发一点薪金补贴，但他与傅斯年却是天各一方。虽然生活开始拮据，他的学术研究却如日中天，名声越来越大。1937年9月，父亲陈三立面对山河破碎及日本军队咄咄逼人的凶妄气焰，忧愤不己，绝食五天后在北平逝世。由于平津沦陷，陈寅恪率家眷向南逃亡到长沙，后经衡阳乘长途汽车到达桂林。广西是他夫人唐筼的故乡，其父母早年去世，有些亲属还在桂林工作和居住，但他俩为了赶路没有去找亲戚，住上几天又急急赶至梧州。在广西大学李运华校长的扶送下，途经东莞虎门，1937年岁末到达香港，见到了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任、著名作家许地山，并租赁房屋安顿下来。
    这年春节，陈寅恪一家非常落魄，是他一生极其低落的时候。家境窘迫，夫人病倒，此时他想到了傅斯年。这时候的傅斯年在哪里，在南京还是上海，在长沙还是昆明，他无法联系。由于夫人唐筼病未全愈，不能随他去西南联大昆明，他独自一人前行，他想尽快找到傅斯年。他先到达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1938年秋才到达昆明，与分别四年史语所的同仁再度相聚，但没有见到朝思暮想的傅斯年。两个月过去，傅斯年才到达昆明。
   傅斯年与陈寅恪有亲缘关系，在史语所里他处处关心着他。陈寅恪到达昆明后，眼睛一天不如一天，右眼失明，左眼也已患疾。傅斯年怕陈寅恪听不到日本飞机轰炸所拉的警报声，每次都是他摇着肥胖的身躯，小心翼翼地扶着陈寅恪下楼进到防空洞。傅斯年的这个举动，不但没有人嫉忌，反而还被传为佳话。
    傅斯年到昆明不久，便将母亲接到重庆，与弟弟傅斯严一起生活。母亲和弟弟在歌乐山住下后，傅斯年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但他不料自己却倒下一病不起，消息一经传出，陈寅恪立即致函询问病情。后来傅母去世，陈寅恪又以真挚的感情劝慰傅斯年：
 
孟真吾兄苫次：
   顷得毅侯先生函，惊悉堂上于本凡廿一病逝，曷胜悲悼。伏念姻伯母大人一世慈勤，六亲景式，训子获通学之称，弄孙有含饴之乐，优游晚岁，足慰生平。不幸国难遽兴，崎岖转徙，未竟期颐之养，不无微憾之遗，然值此神州之巨劫，亿兆莫能免于牺牲，斯实时运为之，未可奈何者也。
吾兄孝思纯挚，怆怀家国，大病之后将何以堪，务恳节哀行事，屠几旧恙不致复发，区区下悃，至希鉴纳是幸，专此奉唁，敬请礼安。
綵妹均此，令弟处恕未另函。
弟寅恪顿首
十月廿六日
 
    傅斯年安葬好母亲，带领全家抵达四川南溪李庄，开始他新的工作与生活。这个时候的陈寅恪已由昆明西南联大去香港等候赴英讲学机会。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傅斯年又对远在香港的陈寅恪一家的性命担忧起来，并连发三封加急电报。陈寅恪签于时局关系，赴英讲学需延期一年，故又急切想返回西南联大，且无路费。傅斯年收信后，四处筹集路费，均无效果。出于无奈，傅斯年十分担心陈寅恪一家在香港的安危，得知港岛被日军占领，重庆国民政府火速派出飞机去香港接回文化教育界名士之消息，他连忙给国民政府联系，一定将陈寅恪一家接回四川李庄。但事与愿违，未能成行，更让傅斯年忧心忡忡。后经陈寅恪自己努力，经湛江返回内地，逃离了虎口，最终去了成都，没有与傅斯年见面。由于种种原因，陈寅恪没有见到傅斯年，而这时的傅斯年为国民政府官员和北大代理校长，一直忙于国共两党谈判，无法顾照陈寅恪，可陈寅恪的眼病一天比一天加重，全家为他治眼病而倾家荡产，他不得不向傅斯年求救，而傅斯年忙于从政，参与国共两党谈判。他是政府弊病的批评者，又是昆明学生骚乱的平息者，大家叫他“傅大炮”。1945年7月，傅斯年与黄炎培等国民参政会代表访向延安。7月1日，傅斯年与毛泽东这两个五四时代崛起的弄潮儿在窑洞彻夜长谈。傅斯年说，你毛润之是宋江式的人物，是大反叛，如同刘邦、项羽一流，而自己只是小反，是陈胜、吴广之类。毛泽东听罢便大喜，亲笔写了唐代章碣诗：“刘项原来不读书”送给傅斯年。后来有人写书感叹道：这两个五四青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一个成为学者，一个选择了做“不读书”的。这个分歧过去三年后，当毛泽东在其《丢掉幻想，准备战斗》里宣布傅斯年为战犯时，终于展现了出来。此时的傅斯年心乱如麻，可陈寅恪又多次去找他帮助解决困难，傅斯年没有回信给他，陈寅恪不知道傅斯年的处境，依然把他当作救命恩人。
    1945年2月2日，陈寅恪因患病经济拮据，写信给傅斯年托教育部长朱家骅向最高统帅蒋介石禀报此情，让蒋介石特批一笔经费，以解自身病难之急。从陈寅恪信中口气看，陈家与蒋介石交情不深，而没有直接写信给蒋介石。陈寅恪自己心里明白，父亲陈三立曾两次拒绝过蒋介石，对陈家有仇视态度，他不可能拨出专款。陈寅恪怕遭蒋介石不允，出现尴尬之局面，信中言及必须征得谭伯羽和俞大维同意方可呈报蒋介石。谭伯羽系国民党大佬谭延闿长子，比陈寅恪小10岁，同济大学毕业后留德，回国后在官场上一路飚升，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常务次长；俞大维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常务次长兼兵工署署长。假若谭伯羽与俞大维认为可以，朱家骅部长又乐意从中做工作，那么此事会成功，若是相反，成功率则非常小。即使朱家骅硬着头皮往上呈报，也不会达到预期效果。陈寅恪不愿看到这种结局，因而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傅斯年接到陈寅恪的信后作何处理，历史没有记载，傅斯年也没有作过多说明。但从3月7日陈寅恪第三次给傅斯年的信中可以看出，国民政府高层没有批示，信中说：
 
    接二月廿十一日信，敬悉一是。部聘教授之米及生活补助费事，未经兄与教育部商妥前，燕大似不宜遽先呈请，以免蛇足，且恐措辞不合又生麻烦，故拟俟兄与教育部商洽定妥办法示知后，再照部拟之办法呈请，较为妥便。总之，此办法手续麻烦，恐能办妥，最简单办法，莫如特请某公补助，此节请兄与大维等商酌，至于川大，则其校长不但不能帮忙，反而有碍，徐中舒君知之甚详，兹不必多说。弟并非坚欲补发以前应领之费，前函所以提及者，不过欲使教部知之耳。弟目近日似略有进步，但全视营养如何而决定，营养之有无又以金线之多寡为决定，弟此生残废与否，惟在此时期这經济状况，所以急急于争利者，无钱不要，直欲保全目力以便工作，实非得已，区区之意，谅兄及诸亲友能见谅也。
 
    国民政府没有给陈寅恪医疗费，没有使他眼晴康复。因为这种状态，使陈寅恪对当局产
   生不满情绪。1945年3月21日，陈寅恪再度给傅斯年写信：
 
    十五日手书敬悉。教育部手续麻烦，则由中央研究院办理，事更简单迅速，将款寄下，以应急需。弟近日用费甚多，即使领到此款亦尚不足，似仍有请求特别补助之必要，乞与骝先先生及大维等商酌。
 
    信中除再次提请傅与朱家骅、俞大维相商请蒋介石特别关照外，还提出了教育部手续事。陈寅恪与唐筼屡屡提到教育部的那份补助，皆缘于“部聘教授”的名分。陈寅恪是属教育部特聘教授之一，陈寅恪所争的不是那种荣誉，而是那份实惠的薪水。部聘教授除各校发放的薪水外，教育部每月支付薪金600元，另外还有每月400元的研究费。虽然薪水很高，但当时物价也很高，对于陈寅恪医疗双目所花巨资来说，家里经济还是非常拮据。1945年4月，陈寅恪以《目疾未愈拟先事休养再求良医以五十六字述意不是诗也》为题，吟诗一首：
 
澒洞风尘八度春，蹉跎病度五旬人。
少陵久负看花眼，东郭空留乞米身。
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
张公高论非吾解，摄善巢仙语较真。
 
   陈寅恪连续给傅斯年写信商讨对策，总算得到陪都重庆国民政府汇来救命款：宋子文院长寄来4万元，援华会掌门人任叔永寄3万元给中央研究院。陈寅恪生活困难状况暂时得到缓解，但眼睛依然没有好转。由于他通宵达旦地啃书，又没有电灯与洋烛，与小油灯为伴，加上晚清多有光纸石印缩本之书字，既小又模糊不清，对目损伤很大，致使他的眼晴患上视网膜剥离。抗战胜利后，陈寅恪抱着一线希望去英国医治眼睛，因外科手续失败，最终使他双目失明，视野进入到一个黑暗的世界，看不到世间光明。1946年5月，陈寅恪由英国返回，船抵上海时，由他的小妹陈新午乘小轮直接到邮船迎接双目失明的寅恪哥，然后乘火车抵达南京萨家湾南祖师庵7号俞大维公馆住下来。不久，夫人唐筼携3个女儿由成都来到南京团聚。
   陈寅恪回到南京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专程来俞公馆拜望陈寅恪，并请他重回清华任教。傅斯年又从北平匆忙赶到南京俞宅，并安排他留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此时，陈寅恪已接到梅贻琦寄来的聘书，并有重回清华任教的打算。通过谈话，傅斯年了解他与清华有一份难以割舍之情，不再强求，只说几句保重身体的话语后离开。陈寅恪考虑再三，决定放弃史语所去清华园。傅斯年得知结果，心中顿生失落与惆怅。
    当年10月，陈寅恪赴北平，重新站在了清华神圣的讲台上。按说他应该回家休息，可他还坚持上课和研究，还牵挂国家大事。他每天要学生给他读报，他虽不参与政治活动，但关心国家民族的兴衰，往往因忧国忧民而动感情，彻夜未眠。他还经常谈他教的班上学生好多是共产党。抗战前那些年在他班上的学生很多学得很好，后来忽然不见了。一经打听，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国民党要抓他们都躲了。他感到共产党将要胜利而成功，更加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一次学生发表爱国宣言，请他签名。他虽双目失明，又卧病在床。当他听是爱国行动，他一跃而起伏在桌上认真听学生宣读，然后一笔笔地签上名。
    这是陈寅恪的选择，这个选择对不对，他自己心里最明白。傅斯年最后选择去了台湾，时间仅仅过去两年，于1950年12月20日辞世，终年54岁。他还很年轻，还可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许多事情，是什么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陈寅恪不清楚，只有傅斯年他自已最清楚。傅斯年溘然长逝后，远在海峡大陆这边的陈寅恪，想起抗战八年给予自己的帮助和关怀，悲痛万分，吟诗一首：
 
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馀海外王。
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