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为什么厌学,而且,似乎比以往任何时期严重,这是困惑我们所有家长、教师的问题,可是,思考一下,分析一下,确实也应该如此。学生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紧张,一直围着成人的思维转,疲劳,心灵又得不到有效代谢。
对于教育的基本规律来说,任何情绪、任何情感,似乎都没有资格凌驾于其上,进一步讲,任何情绪与情感都不应该凌驾于人性尊重之上,也就是说,教育必须以人性至上、个性培养至上的。教育真正的理念、教育的真正的责任、教育的真正的目标应该是超越国界的,这是决定了人类的未来的大事。一旦突破这个底线,带来的损失就是惨重的,回想一下,我们的文革十年,学生甚至成为了阶级斗争的牺牲品,学校教育的内容发生的多少变化,更有高等校教育关闭、停滞,这明显是将一种情绪、情感凌驾于教育的基本理念之上,这种明显的非理性的行为是对教育的误读,由此造成的损失变成了后代长期偿还的债,其实,也是直接导致改革开放后教育失控的一个主要原因,积蓄了许久的能量的爆发,确实不是一般的力量能够控制的,于是,改革开放后的教育便出现了另一种不可控制的景象。
其实,再回想一下,改革开放以后的教育,依然有太多的教训,社会需要百废待兴的时候,大力发展科技,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于是,社会热烈拥抱迟来的“科学的春天”,可是,暂且不说,将文化的地位置于何处(因为,那更是民族的脊梁),对于教育的基本理念、责任、目标是否作到真正的思考,中小学教育中的人文教育、艺术、音乐教育为什么会削弱到现在这个程度,如果是高考指挥棒的原因,那么师范教育、高等学校教育的偏差的影响也不可忽略,没有实现以文化为基础的教育的软着路,出现问题就再所难免。自然考虑到,负责教育、办教育的是否有真正的教育家,或者说真正的教育家是否被尊重,政府的教育行为是否受教育家监督,公权利的干预是否过多,而影响了教育系统的运行,若干的疑问其答案在三十年多年之后已经是名摆着的,而更要检讨的是,政策上、制度上的忽左忽右的不稳定(已经使得社会受到太多的损失)到底是为什么,如何改变。
三十多年以后,可以看出,我们的高校非常羡慕国际级名校的头衔,所以教育管理部门就有了时间表,就有许多学校提出自己的目标,国家在其强大权利的支配下,也投入了不少,但是否能收到效果?既然,任何情绪、情感无法凌驾于教育的基本理念之上、凌驾于人性教育之上,那我们努力去观察、学习一下那些世界级名校是如何成就的(当然不会被名校),当我们看到,剑桥大学(88位诺贝尔奖得主)(成立于13世纪),牛津大学(4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成立历史可以追溯到11世纪),那是可以称得上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的摇篮(可我们似乎只盯住科学家的培养,殊不知,没有各种思想的相互碰撞,即便能培养出科学家,他又能优秀到哪里去?),如果忽略制度的因素,那到底有那些是他们尊重教育的基本理念、尊重人性而积淀出来的东西?
据说,牛津大学有的建筑门前的石阶都已经被踩踏的出现了深深的凹陷,可他们为什么不换一换,翻新一下?不换的思维有何意义?
我们通常在评述西方思想、艺术的极端个性化,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正是这些思想的碰撞,才使得思想、艺术、科学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西方哲学、艺术、文学思潮也如此,西方的科学在各个具体的方向都延伸的很远,有人评价西方的音乐象一堵墙深厚,中国音乐很优美、细腻,欠缺浑厚,而东方的哲学、艺术含蓄、整体化,总有一种突破不了的感觉,思想、文学、艺术方面的差异,造成东方的科学在每个方向也不可能作到透彻,于是,就出现了,诺奖得主数量的巨大反差,而奇怪的是,面对这种情况的医治却没有了中医的态度,显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找不到位置。我们不讨论好与差,只就有利于孩子的成长,需要对刻板的、过于理性的、功利的做法,作出调整。
总是会不由地想起一部电视剧的片头白:“无论岁月如何流逝,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是永恒的”,这个声音始终在心底里回响,让人对未来充满希望,让人焕发出生命的激情,也让人平静一下思考一番,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尤其是孩子从小开始的心灵的人文情怀,我们实在不应该剥夺孩子的这点权利,哲人说,理性更多的意味着程序,按程序执行,可是,人又偏偏需要调节情感、代谢心灵,如果这理性的程序上了发条,一直不停,那这人或许就会疲惫,一旦无法承受,理性就会折扣,可世俗却总是对人催楚不停,尤其是把孩子过早拖入其中。想想现在的孩子即便学习音乐、美术有多少的逼迫的成分?
文化功利的时候,自然就缺少了人文精神,艺术的熏陶、思想启迪,在上升到审美的层次上,功利自然就退却了。而缺少了这些,美与丑就会纠缠在一起很难区分了,当白昼的喧嚣淹没了一切畅想、希望,生命激情就不多了,人就更多地变为功利和理性的机器,幸福感即便有也是浅薄的。
其实,人很脆弱,脆弱的是它的躯体;但,人又很坚强,坚强的是它的精神;躯体生存在时间的长河里只是瞬间,精神却可不朽、永存;所以我们才能得到先哲留给下的不朽精神的精华,焕发出智慧、力量。但是,这种精神一定是和真、善、美的追求有关,如何培养这种精神,人性、思想、审美、激情、智慧,这些丝丝相扣、脉脉相连,千万不能割裂,这也是尊重复杂性科学的原理的。
“在康德这里,智性、德行和审美三者各自既是独立的,但最后又复统一于更高一级的理性”------ 《论优美感和崇高感》康德著,何兆武译 之译序。 但我们有理性,可似乎没有审美,即便有也是工具、是从属,真、善、美作不到平衡的追求,而且,越来越不平衡,何谈思想境界?如此,天人合一就是口号。缺少真、善、美的追求的平衡,生命的激情就很浅薄。
歌唱家范竟马在电视上做节目时说过,他到了北京之后认识了一些思想界的朋友,交流接触之后,一时间感到有很大的压力,慨叹,这歌没法唱了,遇到了一个坎,要想迈过去,就必须把这些思想、文化、观念揉进演唱艺术中。可回到我们现实的情况上来,如今的局势,有多少人关心思想的更新,读书,读经典?关心文学、关心艺术,关心多元文化,这些都不关心了,那我们尤其是教育界管理者、教师,没有这些思维的积存、更新,如何给予学生生命的激情、如何引导学生多元发展,否则就不可能培养出创造性思维和创新精神。没有人文精神就必然平庸,没有人文素质的人才必然优秀不到哪里去,一个民族没有大艺术家、文学家、音乐家,也就注定不会出现大思想家、大科学家,这都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的教育似乎历来约束着个性的发展,这与其传统的文化理念有关,而这也就恰恰决定了人才的上升空间有限,尊重个性基础上,人文精神才可以体现,才可以谈社会道德,实现思想的碰撞,实现和谐、形成普世价值体系,不尊重个性讲秩序,就必然压制人文精神。生命首先是个人的,尽管受制于环境,但总要有自我的内容。适合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培养不起来,就只好为生存附于世俗,个性化培养与社会道德其实不矛盾,当一个人没有理解自己是怎么回事,难道他就能够理解社会吗?利己与利他是相辅相成的,可我们似乎一直在强硬拆散他们,而这些缺点决定了社会个体的素质不足,而这又必然影响到个体生命的激情、信心的提升。目前,个性化的空间较小,不免让人感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要直面:要活出自我,增强生存的自主性与责任,如果一个人总是处于从属地位,缺乏自主性,那么,他的社会责任感、责任观念也就必然淡漠。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孩子都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可是似乎怎么却越来越迷失了方向,严格教子古今中外都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我们可以说他教子有方,但也都有其特殊的环境,而我们又必须弄明白,教育应该遵循的一般的规矩。
古代的小孩和现今的孩子生存环境差异很大,古代的小孩很小时候失去父亲或母亲变成单亲家庭或孤儿的不在少数,近来发现历史上的一些大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等也有很多这种情况,古时的人们必须早早承担人生的责任,可该优秀的照样优秀,相反有些因此更加坚强,更可贵的是,这样的孩子,反倒在环境熏陶下变得很有个性,如古典经济学始祖,亚当.斯密,英国哲学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伯特兰.罗素,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都是这样的例子。
笛卡尔式的抱负,历史上更多地认为是个人主义的,可如今实在是需要这种抱负,很遗憾,已经没有它成长的环境,事实上,在中国,似乎一直就没有。所以,平庸基础上是更大的平庸,圆滑基础上是更加圆滑,没有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