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偶得张伯驹、黄君坦、张牧石题“杨绍箕孤植小筑图诗书小手卷”，曾写下《高山仰止张伯驹》；前日拍得已故书画家、齐白石弟子王漱石旧藏潘素画、张伯驹题《江天帆影》，又写下了《闲睨古今圭壁双辉——喜得张伯驹、潘素璧合之作‘江天帆影’》。其实，关于张伯驹、潘素二人的书籍、文章很多很多，我的书柜里就有七本。但我觉得，这相关传记类作品有着太多演绎的成份，它们离真实已经太远。近年来，我注意搜集资料，特别是亲身经历者的第一手资料，案头堆起已有盈尺，今天整理成文，希望尽量呈现出真实的张伯驹与潘素。
张伯驹出生贵胄门第，早年与袁克文、张学良、溥侗并列为民国四公子，是集收藏家、书画家、诗词家、戏剧家于一身的旷世奇才。潘素原名潘妃，苏州望族之后，后流落风尘，张伯驹见之钟情，赠联云：“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红袖添香夜读书，张伯驹造就了潘素，同时，也因为潘素，张伯驹才成为了真正的张伯驹。
●昨夜星辰昨夜风——张伯驹的四次婚姻
张伯驹在见到潘素之前已有三房妻妾，关于这三位妻妾之事，许多书籍和文章都三缄其口。去年，张伯驹的儿子张柳溪首度露面，讲述“父亲张伯驹的姻缘”，这应该是最真实的版本了。
张伯驹十五六时由养父张镇芳包办娶了安徽亳州女子李氏，她父亲曾任安徽督军。在嫁给张伯驹之前两人并没有什么交往，更谈不上什么感情，张伯驹是在不愿意、不甘心的情况下和她结合的，她没有让张伯驹欣赏、爱的条件，也不能侍候、照顾张伯驹的生活，所以她和张伯驹一直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感情，而且结婚多年也没有生儿育女。1939年他故去时，张伯驹都没回天津家里。
张伯驹的第二位夫人邓韵绮原是北京的京韵大鼓艺人，韵绮的名字是张伯驹给起的。“我大妈当年是唱得好的京韵大鼓艺人，我上大学时她已经四五十岁了，仍断不了哼唱几句。她的长相不算娇艳，也不太善于打扮自己，穿着绸缎衣装也不比别人更美，当年主要是唱红了的。她到底是出身贫寒，所以很会料理家庭生活，她能把我父亲在北京的生活安排料理得很好，北京家里的管家和厨师也能够按照我父亲的需要随时侍候，做出令我父亲满意的丰盛菜肴。”（张柳溪“父亲张伯驹的姻缘”）
张伯驹的第三位夫人王韵缃是苏州人，名字也是张伯驹起的。“我姥爷从家乡外出做工在北京安了家。我父亲经过大中银行职员的介绍看中了我妈妈，就在北池子一带弄了一套小院，给我姥姥一笔钱，娶了我妈。他给我妈起名叫王韵缃，不久以后我妈妈就怀孕了，我爷爷奶奶早就盼望有个孙子，知道我妈妈怀孕后，就把我妈接到天津家里与我爷爷奶奶同住。妈妈生下我之后，爷爷奶奶为了让妈妈照顾好我，也为他们能看着我长大，就没有再让我妈回北京，而是留在了天津家里，留在了爷爷奶奶的跟前。”（张柳溪“父亲张伯驹的姻缘”）
上世纪20年代末，张伯驹被委派去上海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总稽核时，三夫人王韵缃是准备随行的，但此时王韵缃已管理张府全家的家务和一切收支，再加上张伯驹的父母不愿让孙子张柳溪离开，最终没能成行，而张伯驹去上海后邂逅并娶了潘素。1948年邓韵绮与张伯驹离婚，1952年王韵缃也和张伯驹离了婚。只有潘素留在了张伯驹身边，陪伴他度过了坎坷的一生。
●金风玉露一相逢——张潘情定上海始末
《浮生六记》中的的芸娘心心念念要为沈三白物色“美而韵”的女子，这“美而韵”可能就是有姣好的容貌和不凡的气质吧。民国时代出现了很多 “美而韵”的女子，潘素就是其中一个。
潘素原名白琴，乃前清著名的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后代。但其父潘智合是个纨绔子弟，移居上海后游手好闲，家产被其挥霍一空。其母沈桂香亦出自名门，为潘素聘请名师，促其工女红、习音律、学绘画。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继母王氏给她一张琴，将她卖入欢笑场所。
关于张伯驹与潘素，张伯驹的好友、曾任上海复兴银行行长、中国银行监察人、周佛海机要秘书的孙曜东这样回忆：
潘素女士，大家又称她为潘妃，苏州人，弹得一手好琵琶，曾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路口“张帜迎客”。初来上海时大字认不了几个，但人出落得秀气，谈吐不俗，受“苏州片子”的影响，也能挥笔成画，于是在五方杂处、无奇不有的上海滩，曾大红大紫过。依我看，张伯驹与潘素结为伉俪，也是天作一对，因为潘素身上也存在着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也是位“大怪”之人。那时的“花界”似乎也有“分工”，像含香老五、吴嫣等人，接的客多为官场上的人，而潘妃的客人多为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红火的时候天天有人到她家“摆谱儿”，吃“花酒”，客人们正在打牌或者吃酒，她照样可以出堂差，且应接不暇。那时有些男人喜欢“文身”，多为黑社会的人，而潘妃的手臂上也剌有一朵花……最终她的“内秀”被张伯驹开发了出来。
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实际上并不管多少事，整日埋头于他的书画收藏和京剧、诗词，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来上海就先找我。其实查账也是做做样子的，他来上海只是玩玩而已。既然来玩，也时而走走“花界”，结果就撞上了潘妃，两人英雄识英雄，怪人爱怪人，一发而不可收，双双坠入爱河。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妃，就惊为天女下凡，才情大发，提笔就是一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不仅把“潘妃”两个字都嵌进去了，而且把潘妃比作汉朝的王昭君出塞，把她擅弹琵琶的特点也概括进去了，闻者无不击掌欢呼。可是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潘妃已经名花有主，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叫臧卓的中将的囊中之物，而且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谁知半路杀出了个张伯驹。潘妃此时改口，决定跟定张伯驹，而臧卓岂肯罢休？于是臧把潘妃“软禁”了起来，在西藏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租了间房把她关在里面，不许露面。潘妃无奈，每天只以泪洗面。而张伯驹此时心慌意乱，因他在上海人生地不熟，对手又是个国民党中将，硬来怕惹出大乱子，他只好又来找我。我那时候年轻气盛，为朋友敢于两肋插刀。趁天黑我开出一辆车带着伯驹，先到静安寺路上的静安别墅租了一套房子，说是先租一个月，因为那儿基本都是上海滩大老爷们的“小公馆”，来往人很杂，不容易暴露。然后驱车来一品香，买通了臧卓的卫兵，知道臧不在房内，急急冲进去，潘妃已哭得两眼桃子似的。两人顾不上说话，赶快走人。我驱车把他俩送到静安别墅，对他们说:“我走了，明天再说。”其实明天的事伯驹自己就有主张了：赶快回到北方，就算没事了。
后来，他们在潘素的故乡苏州举行婚礼，虎丘山、拙政园、狮子林留下了他们幸福快乐的身影。他们拜访印光法师，皈依佛门，法师为他们取了慧起、慧素的法号，从此慧素成了她的字，素成了她的名，而白琴这个原名却成为历史。
张伯驹晚年所写的《瑞鹧鸪》：“姑苏开遍碧桃时，邂逅河阳女画师，红豆江南留梦影，白苹风末唱秋词。除非宿草难为友，那更名花愿作姬，只笑三郎年已老，华清池水恨流脂。”即是追忆他与潘素情定三生的情景。张伯驹的词中写情的不少，但不同于表哥袁寒云的艳情之词是写给无数的欢场女子，张伯驹几乎只写给一位女性，那就是潘素。
●只羡鸳鸯不羡仙——张伯驹和潘素的婚后生活
三十年代的潘素是什么摸样儿，《老照片》封面上曾登过潘素一帧1937拍的照片，亭亭然玉立在一瓶寒梅旁边，长长的黑旗袍和长长的耳坠子衬出温柔的民国风韵：流苏帐暖，春光宛转，几乎听得到她细声说着带点吴音的北京话。多年后，章诒和女史第一次见到中年潘素仍对其美丽大加赞扬：
一位四十来岁年纪，身着藏青色华达呢制服的女士从北房快步走出。她体态丰盈，面孔白晰，双眸乌黑，腮边的笑靥，生出许多妩媚。惟有开阔而优雅的额头上，刻着光阴碾过的印痕。（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温柔贤慧是每个女子都应具备的品质，但要做到独立自强，却不是每个女性都能做到的，潘素却兼而有之。张伯驹慧眼识才女，为她聘请名师，朱德甫教她画花卉、夏仁虎教她古文；后来又请苏州名家汪孟舒教她绘山水画，从此潘素专攻金碧青绿山水。毕竟有书香门第的遗传基因，有年幼时打下的绘画基础，她的才艺在名师的指点下大有长进。经过张伯驹、夏仁虎悉心栽培，内秀开发，作品更有了深度。夏仁虎是夏承焘的父亲、林海音的公公，清代举人，做过御史，诗词名气极大。在文人雅士的相聚中，潘素不断吸取艺术养分，她绘的《山水》，张伯驹、陈宗藩、孟嘉、傅增湘、谢稚柳等人留下了题记，字与画相得益彰。作画、写字、抚琴、填词成了他们夫妇生活的主旋律，他们合作了很多书画作品，如《新华梦影图》等。新中国成立后，潘素积极投入新生活，与何香凝一起创作了几十幅山水画，为抗美援朝作画义卖，何夸奖潘的画壮美、有气势。她与著名画家胡佩衡等合作绘制《大好河山图》献给毛主席；她与齐白石等合作绘制了《普天同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她的《漓江春暖》得到周恩来总理的称赞，认为“有新气象”。其山水画《临吴历雪山图》被赠送给了英国首相；所临摹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在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东京时，被赠予日本天皇。潘素的名字一时在美术界传颂。到了晚年，更是蜚声海外，张大千称其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
在张伯驹的词中，我们不难体味张伯驹对这份得来不易的良缘的庆幸和满意。张伯驹在婚后偕潘素登峨嵋山时写下：“相携翠袖，万里看山来。云鬓整，风鬟艳，两眉开，净如揩。”而每逢佳节良辰，张伯驹总有词作赠与潘素。尤其是每年元宵潘素的生日，张伯驹往往显得特别动情，他写下《水调歌头·元宵日邓尉看梅花》词云：“明月一年好，始见此宵圆。人间不照离别，只是照欢颜。侍婢梅花万树，杯酒五湖千顷，天地敞华宴。主客我与汝，歌啸坐花间。当时事，浮云去，尚依然。年少一双壁玉，人望若神仙。经惯桑田沧海，踏遍千山万水，壮采入毫端。白眼看人世，梁孟日随肩。”张伯驹与潘素宛如“梁鸿与孟光”，他们不但“举案齐眉”，而且要“日随肩”，这真是令人只羡鸳鸯不羡仙了。还有“白首齐眉几上元，金吾不禁有晴天。年年长愿如今夜，明月随人一样圆。”“齐眉对月，交杯换盏，犹似当年。红尘世上，百年余几，莫负婵娟。”“白头犹觉似青春，共进交杯酒一巡。喜是团圆今夜月，年年偏照有情人。”
在两人结合40年后，年近八旬的张伯驹到西安女儿家小住，与老妻暂别，仍然写下深情款款的《鹊桥仙》送给潘素：“不求蛛巧，长安鸠拙，何羡神仙同度。百年夫妇百年恩，纵沧海，石填难数。白头共咏，黛眉重画，柳暗花明有路。两情一命永相怜，从未解，秦朝楚暮。”
潘素与张伯驹不仅是志同道合的神仙眷侣，更是患难与共的夫妻。1941年，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绑架案，被绑架者正是张伯驹。汪伪的一个师长绑架张伯驹，向潘素索要300万（伪币），否则撕票。张家名声在外，抗战后家道已中落，并且大部分钱都变成了字画。在危难面前，弱女子并不弱，潘素体现了苏州女子特有的坚韧，在丈夫被绑架的八个月内，她变卖自己的首饰，四处托人，打听消息，全力营救。一边是丈夫深爱的国宝，一边是自己深爱的丈夫，两边都要保全，只要她随便卖掉一件收藏，就足够救人，但她知道不能，卖掉宝物就等于要了丈夫的命。最后在潘素的周旋下，友人们鼎力相助，以40根金条“赎回”了张伯驹，朋友们纷纷称颂潘素侠肝义胆、忠贞不二的品质。也正是拥有这种品质，无论是张伯驹被打右派或文革遭受磨难之时，潘素都不离不弃。
当然，夫妇间也有磕磕碰碰的时候，据张伯驹的挚友、帮他买了《游春图》的马宝山回忆：“那回张伯驹举着弹子撵得潘素围着桌子转，谁也劝不了，谁劝打谁。我去了亲手把弹子从他手夺下来。张伯驹说：‘真是气死我了！’”
这种吵架在章诒和的笔下却描绘得有些可爱：
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么都依从他，特别是在收藏方面。解放后张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张伯驹，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而所担任的北京棋艺社理事，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会理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文教委员等等，皆为虚职，并无实惠。潘素作为家庭主妇，支撑日常生活的诸多开支，应付昔日名门的琐细关系，并将家里家外维持在一条不低的水平线上，就够她操心费劲的。每月不仅把所有的工资花光，而且尚须从“家底儿”中掏点出来，以为贴补。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画虽好，但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犹豫。张伯驹见妻子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潘素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有了这句，张伯驹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 两情一命永相怜——张伯驹之死
1982年2月26日10时43分，张伯驹逝世，享年85岁。关于张伯驹之死，潘素曾一度非常自责。章诒和女史在《往事并不如烟》中有这样的叙述：
潘素哭道：“伯驹是好好的，只不过得了感冒。几天不见好，才把他送进医院，他不愿意去，是边劝边哄的。我原以为送他进去就能把病治好，那晓得我把他一送就送进了鬼门关。”说到这里，潘素不住地用拳头捶打胸口，痛悔万分。
“张先生住的什么医院？”母亲又问。
潘素说：“后库的北大医院。伯驹走进病房见是八个病人住在一起，就闹着要回家，而且这几个病人的病情都比他严重。我好说歹说，才把他安顿下来，跟着我就向院方请求，能不能换个单人或双人病房？谁知医院的人说：‘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两天以后，同房的一个病人死了，伯驹的病情也不见好，反而比进来时重了。他情绪更坏，闹得也更厉害，就是要回家。我再跟医院的人请求换病房，人家还是那么讲，说我们伯驹不够格。过了两天，又死了一个。这伯驹想闹也闹不动了，他从感冒转成肺炎。”
潘素又告诉我们：“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北大医院，站在大门口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
（1982年2月25日，恰逢张伯驹85岁寿辰，张大千的孙子张晓鹰前来探望，潘素抱起张伯驹，拍下了最后一张合影，第二天，张伯驹病逝。）
“客散诗谁和，人亡弈未收。……感逝门前水，春深呜咽流”。这是张伯驹死后，老友萧劳路过其宅时，怆然写下四首挽诗中的句子。10年后的１９９２年４月１６日，潘素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７７岁。
2011年6月19日上午，在景色秀丽的什刹海后海南沿26号张伯驹潘素故居，举行了“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启动仪式的新闻发布会。张伯驹潘素夫妇的唯一爱女张传綵将这一私人遗产捐出，拟建立一座向公众开放的故居纪念馆。有人说，当今中国象张伯驹一样有钱的并不很少，然而，有张伯驹一样才情、气节和胆识的却真是绝了。
正所谓：
春水远连天，潮去潮还，莫愁湖上雨如烟。燕子归来寻旧垒，
王谢堂前。
玉树已歌残，空说龙蟠，斜阳满地莫凭阑，往代繁华都已矣，
只剩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