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荃孙(1844年9月20日-1919年12月22日)，1844年9月20日生于江阴申港镇缪家村，字炎之，一字筱珊（小山），晚号艺风老人，近代著名学者、方志学家、教育家、目录学家，我国文化教育科技界尊称他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鼻祖。

        

　　缪荃孙出身于官宦家庭，生而聪颖，幼承家学，11岁已读完儒家五经。清咸丰庚申十年九月（1860年9月）太平军占江阴，侍继母渡江避居淮安，就读于丽正书院，从院长丁俭卿学习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后举家迁居成都，时年已21岁，从阳湖汤彦成研究文史，考订文字。清同治元年（1867年）应四川乡试中举，因非川籍人，未授名。后充总督吴棠，川东道姚彦士幕僚，遍历川东北各地，搜拓石刻。张之洞任四川省学政，曾执贽门下，为撰写《书目问答》4卷。清光绪丙子（1876年）考中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清史馆总纂，并历主南菁、泺源、龙城、钟山等书院讲席，创办过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他学识渊博，交流广阔，著述繁富，尤于金石碑帖、版本目录之学钻研特深，熟娴文史掌故，在学术界名满天下。在清末民初，他与王壬秋、张季直、赵尔巽齐名，誉称四大才子。

　　著名方志学家。张之洞总纂《顺天府志》，招之相助，发凡起例，皆出于他。七年编成，时推巨著。清廷开馆修史，应国史馆总裁潘文勤所请，编辑清史儒林、文苑、循吏、孝友、隐逸5传。初为分纂，再任总纂。后因在评价纪大奎（1746一1825）对经学贡献上，与掌院徐桐相左，因纪写过关于《易经》论文，主旨谓《易经》用于占卜，而极少评价该书本身，故缪氏认为，纪大奎应视为星相家而非学者。“易有经学之易，有术数之易，朱子注参同契，四库列之道家，而不入经部；大奎未可补入儒林”。由于观点不同，缪在翰林院备受徐桐压制。他就愤而辞职，遂于光绪十九年张之洞闻而招之，至武汉重修《湖北通志》。民国三年（1914年），赵尔巽在北京负责重开清史馆，特聘缪荃孙为清史总纂，草拟全史凡例，并负责儒林、文苑、循吏、孝友、隐逸、土司、明遗臣七传的编写。《江苏通志》重议开局，被请拟订碑铭大纲，自发家藏拓本10800多种，编录考订，一手成之。四年江阴续修县志，被推为总纂，亲定大纲，延邑中通才任分纂，自总其成。八年秋，《江阴县续志》、《江苏通志·金石卷》同时告成。于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上海寓所与世长逝。故《江阴县续志》为其绝笔之作，此志刊行后，成为一代名志，为广大方志家所推崇。

　　伟大的教育家。缪荃孙在编辑清史，任国史馆总纂时因持论见忌于继任总裁、大学士徐桐，趁继母病故，于清光绪十四年奉柩归里。应江苏学政王先谦聘为南菁书院掌教，分经学、词章，与定海黄元同先生分任之。守丧三年，期满除服，去山东掌教泺源书院。清光绪二十年张之洞任两江总督，聘缪荃孙为南京钟山书院山长，兼领常州龙成书院山长之职，讲学之外，编刻丛书，日事校勘，抢救古籍，成绩斐然。八国联军之役，列强宰割中国，危机日甚一日，张之洞集东南名流于武昌讨论，缪荃孙应邀前往，为推行洋务，张之洞设江楚编译局，由缪荃孙主持局务。由于新学兴起，翌年7月，改钟山书院为江南高等学堂，任监督（校长），兼领中、小学堂。为改革教育，十二月亲赴日本考察学务。从日归后，他亲自参与商定课程，编写课本，采取中西之学兼重，访聘真才实学的教员，讲述教授管理之法。第一届毕业生颇有明达通才，为士林所敬重和取法，清特诏加为四品卿衔。后因为专门创办江南图书馆之需要，辞去学堂监督职务。

　　杰出的目录学家。宣统二年（1910年）缪荃孙奉调去北京，在创办京师图书馆任正监督期间，亲自清理秘阁藏书，分类清理内阁大库珍本，纂成《善本书目》8卷，《各省志书目》4卷等，时江苏议修通志，被延为总纂，定例分授协纂诸人，定期编辑。同时，广购图书馆古籍，集刻京师藏书目录。缪荃孙平生辑刻的原编甚多，1912年，民国成立后，他移居上海，继续从事目录学的研究，著书立说，前后撰有《艺风堂文集》、《艺风堂藏书记》、《艺风堂友朋书扎》、《清学部图书馆善本目录》、《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南北朝名臣年表》、《近代文学大纲》等，不下二百余卷。在他家中，常雇钞胥五、六人，具有海内孤本及应选录之名选，即时钞下，不愧是近代著名学者和文化名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奠基人。清光绪三十二年七月，缪荃孙应两江总督端方之聘，创办江南图书馆，任总办。为江南馆的创办与发展，他奔波于江浙藏书之家，时常州瞿氏，归安陆氏，钱塘丁氏，号称藏书巨室。陆氏之书，已为日本购去。此时缪荃孙获悉钱塘丁氏也因家道中落，后裔将“八千卷楼”善本书卖给日本崎岳的“静嘉堂文库”。他在当时两江总督端方的支持下，乃急筹73000元巨款亲赴杭州与议，将已卖出的藏书全部赎买回来，随即将书运到南京，就在清凉山附近前任两江总督陶澍所建的惜阳书院旧址建造大楼，将《八千卷楼》的图书贮藏其中。端方别号陶斋，荃孙别号艺风。为纪念这文化事业上的盛事，端方的幕友们就提议大楼名为“陶风楼”，从而保全了这批书籍，故江南图书馆藏书为全国之冠，发挥了图书的重要作用。后鲁迅先生等曾在此阅读并抄录许多资料。戊申（1908年）张之洞负责学部，奏请缪荃孙调北京创办京师图书馆，任馆长之职，时图书馆尚未建造，暂时借城北积水潭广化寺为储书之所，同时，筹备基建，聘请馆员，一手创成京师图书馆，并重价购买了姚觐元的私人藏书，以充实京师图书馆之藏书。辛亥革命爆发后，缪荃孙辞归南返，寓居上海后，他仍建议并协助盛宣怀在沪搜辑《常州先哲遗书》，创建愚斋藏书楼，刊印《愚斋府稿》，广收图书，从而保存了大量古籍。并倡结诗社，整理旧籍，购书刻书，自己节衣缩食，创建艺风堂，藏书金石古董11000件，保护了大量古籍、古董不致流失，为后人保存了大量精神财富，显示了一位爱国者的高尚情操。缪荃孙三十通籍，早负时望，但淡泊名利。张之洞一直认为缪氏才可大用，曾数次向清廷保奏，加官授爵，而缪却惑于相士之说，谓“尔财不过十万，官不可顶红，不可作正印官，否则将促尔寿”。以性刚不能谐俗，弃官时甫逾五十，取竹坭语以七品官归田，刻小印用识微尚。溯二十年来，名山坛坫，著述自娱，自谓不以富贵易其乐也。纵观缪荃孙之一生，他不仅是一位博学通儒，著作等身，其学问造诣是多方面的，不愧为是历史学家、方志学家、目录学家、藏书家、金石家、教育家，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图书事业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人们研究学问，问津科技，都离不开图书，书籍几乎成了文化与学术的同义词。缪荃孙创办了南北两京图书馆，自己创建了艺风堂，为盛宣怀创造了愚斋藏书楼，他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誉称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