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的本质内涵并非就是苏东坡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须是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在传神，何如此两幅中国画，疏淡含精句，唯言一点红？解寄天也春。”作为诗词文章家，苏东坡有其理由发表他对他所理解的中国画的认识，但他的认识不能涵盖传统中国画的本质内涵。苏东坡的“取其意气所到”也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明清以后的“纵肆、野逸”，因为“天工与清新”，其前提还是“边鸾雀写生，赵昌在传神”。

    如是，恣肆、野逸是“文人画”，然，“文人画”并非就是恣肆、野逸；“文人画”是传统的中国画，但，传统的中国画并非仅是“文人画”。这是一个不可以混淆的概念！

    再言之，苏东坡的“取其意气所到”，是顾恺之的“四体研蚩，本无关妙处”和谢赫的“虽略于形色颇得神气”所涵盖的内容，但是，顾恺之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不是“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和“逸笔草草”，谢赫的“六法”也不是苏东坡的“取其意气所到”所能概括的。
    至于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中所说的“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若乃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处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被某些研究者理解为苏东坡把文人画与画工画作了区别，文人画追求意气而画工画追求形似。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写意”与“写实”问题，也可看作是苏东坡的“重要命题”。后又有题画诗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须是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在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句，唯言一点红？解寄天也春。”于是后人论文人画，首重意气神韵之外，多执定“似与不似”为话题，为他们的“恣肆”、“野逸”找“本源”。

    殊不知，苏东坡的“理论”并没有“突破”顾恺之“四体研蚩，本无关妙处”及谢赫“虽略于形色颇得神气”的画学宗旨。我以为，这是明清以降的野逸一路文人画家对苏东坡的“若乃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处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一语的曲解所衍生的异说。为什么呢？理由极其简单：苏东坡所说的“画工”有具体的指向吗？没有？“画工”就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工匠画师？我想，苏东坡大概不会自傲到视本文所列举的苏东坡之前和其并世的画家都为“画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