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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宜玉谈——呼唤当代中国人物画走向大时代
来源:大地网  作者:责编李坤禧 【 】  2014-04-02

《愚公移山》(局部)徐悲鸿 国画人物 现代


文/神州诗书画报 成功书画家网记者 冯宜玉


    中国的人物画有着悠久的历史,其踪迹可追溯至先民最早的岩画,以至后来的起居装饰画,如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时期以氏族活动为装饰的陶器装饰画。再后来随着历史的演进,逐渐出现了道释画、仕女画、肖像画、风俗画、历史故事画等。随着顾恺之等第一批人物画大师的出现,逐渐为传统的中国人物画奠定基础,唐时的吴道子更是将宗教人物画推向了一个高峰,而之后的五代两宋时期的深入发展,尤其是宫廷画院的出现,将传统中国人物画推向了顶峰,题材和技法上都进入了成熟时期。出现了诸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样的传世佳作。而明末的陈洪绶、清末的任颐等在中国人物画发展上的贡献,笔者在这里也勿须赘言了,将在下文讨论,在这里且谈谈中国人物画在近现代的发展。

    随着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封建王朝经历几千年,已是腐朽不堪,在摧枯拉朽的变革中轰然倾倒了。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文明面临着工业社会文明的严峻挑战,于此中国绘画在演进过程中也受到西方绘画思想和方法以及社会变革后的生活需求的影响和挑战。李叔同、潘玉良、徐悲鸿、林风眠等人先后赴西洋学习西画,新的画种、新的观念也便日益冲击着中国人物画坛。20世纪3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斗争日趋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也影响到国内的美术的发展,而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诸多艺术家也融入到抗日主题的创作中,创作了许多新的英雄人物形象。自此中国人物画在近现代美术史的发展上翻开了新的一页。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物画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此时美术界对国画走向的讨论和争执越来越多,也越激烈。先后有“八五”新潮,“八九”思潮及中国画的“穷途末路”论的展开,再加上西方文化艺术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使中国人物画的创作进入新的复兴和思想的碰撞的大讨论之中。中国人物画在改革的浪潮中,经历30余年的踽踽独行式的发展,时至今日将再一次呼唤中国人物画走向大时代。


《文姬归汉图》(局部) 陈居中 宋代



     从中国美术史上的大量事实可以发现,伟大的时代对绘画艺术的发展总能产生积极地促进作用,伟大的时代总是有优秀的画家、绘画样式以及经典的传世画作产生。从当前的主客观条件来看,无论是当前的社会环境、国内外文化发展形势,还是人物画进入新时期的发展积累以及当前大众的审美需要来讲,中国当代人物画走进大时代都是顺理成章,是顺应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

    (一)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促使中国人物画走向大时代。

     中国的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国家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更加明确,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需求更加紧迫,对当代人物画的发展来说,呼唤其进入大时代的感召愈加强烈。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从当前全世界美术发展的情况来看,中国画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还不够大,中国人物画作为中国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世界美术的广阔平台上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中国人物画在与世界同类画种间的竞争当中,也会将其蕴含的中国审美观念和哲学观等文化属性传递给世界上更多的书画爱好者;中国人物画还可以通过人物画独特的艺术特点将当代中国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展现给世人。而以上这些,都对当代中国人物画的发展提出了走向大时代的要求。

    无论是蒋兆和的《流民图》还是周思聪的《矿工》《人民和总理》,抑或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唐人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以至于开凿于唐代的敦煌莫高窟103窟中的《维摩诘像》都反映了古今各个时代不同的风貌。而在当前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处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转变时期,变革时期的社会会产生或昂扬、或沮丧,或奋进、或徘徊,或喜悦、或幽怨、或高大、或丑陋等诸多形形色色,但又十分典型的、可进入美术作品的经典形象,而这些变革中产生的人物形象也需要用适合与时代审美需求的人物画的造型来表现。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会产生诸多如黄胄先生经典画作《欢腾的草原》,宋人李公麟的《临韦偃牧放图》、陈居中的《文姬归汉图》等群体艺术形象或者适于国画人物表现的盛典、群众性的活动。而在今天,类似前人画作表现的这些群体性活动的绘画艺术的塑造、提炼、表现都会促使中国人物画的发展走向大时代。

    (二)近现代中国人物画的变革发展以及近三十多年的美术思潮讨论的不断展开,为当代中国人物画走向大时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人物画走向另一个高峰的时机已经成熟。

    中国美术进入近现代以来,都是行进在变革接二连三、冲击接连不断地发展道路上,这种变革远远早于中国的社会形态的革新,它的改变早于史学界所界定的中国进入近代史的时间。笔者认为这种改变,在中国明代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就有了,因此时至今日,中国人物画最近一次重大变革的发展经历远远多于170年的历史,但还未结束。

    自资本主义萌芽期对其产生的朦胧影响算起,中国人物画的变革就开始了。在明代人物画发展虽说日渐式微,但明末时陈洪绶、崔子忠等人倡导的“变形主义”,提出了“宁拙勿巧,宁丑勿媚”的艺术道路,在对当时的人物画起到振兴作用的同时,也成了中国人物画近现代变革的发端,由此开始直至清末的“海上三任”对这种变革一脉相承。

    接下来,随着西方绘画思想、方法的引入,对中国人物画在色彩、造型等发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促使中国人物画在近现代的变革进入了第一个发展阶段;同时随着封建社会制度的覆灭,中国人物画的发展由服务于统治阶级转向服务人民大众,这种革命性的改变使得中国人物画的发展产生根本性的改变。而在社会改良派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流行时期,随着大批中国留学生从西方归来,对于传统美术的改革的提议和方向的讨论也十分活跃普遍,使得中国人物画在近现代的变革走向第一个发展阶段的高峰。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科学与民主,对中国人物画的变革影响,使这个变革走进第二个发展阶段。以蔡元培先生提出的“美育”思想和李大钊等人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思想为主要,对处在变革摸索中的中国人物画,犹如春天的惊雷可谓是带来了最为重要的影响。自此使得作为艺术的中国人物画服务对象、创作对象以及所蕴含的文化内涵都产生了重大的转折,此时的创作更富于革命精神。而这种变革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的中国人物画更注重反映国民党统治下,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反映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体现了社会或积极、或堕落、或愤怒的、或阴暗、或惊恐等等各个层面,不同地区的人们的生活状态。而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新的国家建立。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美术发展,更是进一步完善了中国人物画这个时期的变革,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理论思想,可以说是将近现代中国人物画变革的第二个阶段推向高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文化发展政策进一步放宽。人们对于近现代以来中国美术的变革发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中国画何去何存,西方美术对近现代中国画发展影响的意义如何评价,中国画是否要回归传统,是否该全盘否定近现代中国美术变革的成绩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对改革开放以后的艺术家们提出了考量,同时也考量着中国人物画的变革。近现代中国人物画的变革也进入第三个阶段,进入了反思当中。三十多年过去了对于中国画的走向,对于中国人物画的时代问题,仍然在讨论着。但笔者认为,经历了萌芽时期的懵懂发端、两个发展阶段的深入革新以及长达三十多年的反思阶段,中国人物画在接下来的发展中因该抓住国画人物的中国文化根本的属性,在契合时代主题中大放异彩,变革中逐步调整步伐,走向大的时代。也可以说中国人物画在经历近两百年变革,可以开始步入的成熟阶段和高峰时期了。

    (三)大时代的国画人物题材、方法的拓展和当代的审美要求。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物画创作的对象暨人物画的题材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人物的衣着服饰、精神面貌都今非昔比了。上世纪30年代开始,随着张大千、关山月、叶浅予、赵望云、石鲁、黄胄、何海霞等大师不断前往西北地区写生,西域边疆人物逐渐出现在近现代人物画之中,黄胄以速写之笔绘出的边疆少数民族风情在题材和技法上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人物画的发展,影响了后来画风沿革。以至现在中国人物画的题材从地域上来讲西部地区藏族人物、维族人物、傣族人物、苗族人物等等少数民族人物成为大多数人物画家创作的主流题材。另外,在福建地区逐渐兴起的“惠安女”题材的人物画作也逐渐成为当代人物画中的一个亮点,引起诸多当代人物画家的广泛关注。而长安画派,以及与其一脉相并的黄土画派人物画家们更是扎根黄土地上,继承抗战时期解放区的人物画题材方向。将“革命圣地”延安,新时期的黄土地农民作为创作的主要对象,在现代人物画题材的开拓上做出了极大地贡献,其中尤以“黄土画派”创始人刘文西先生为代表。

    大时代的中国人物画创作的题材拓展,可谓是 “百花齐放”,涌现出了一大批青年画家,其人数之多,绘画题材之广,更是丰富而又庞杂。正如有评者所言:“当代人物画的多元发展,打破了中国画历史上开宗立派,分而治之的传统格局,画家们各自发挥自己的潜能,勇于探索,敢于思考,结合古今,融贯中西,将自己的绘画语言系统化、个性化、艺术化,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大胆地创新,自由地发挥……”

    中国画自古讲求用笔用墨,其深厚的文化沉淀,博大的文化精神,是今人必须好好学习和掌握的。我们无法割断中国画的文明史,而且我们必须将中国画的文明史好好的继承和发展下去。但是坚持古人的传统,还要探求形式的更新,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推进,中国画的笔墨方法也在时代的演进中不断的更新向前发展。近现代中国人物画在其笔墨方法的沿革中,科学的造型方法不断被人们提出,并运用到创作中。比如徐悲鸿提出的“以写生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的理论观点,在他的巨幅国画《愚公移山》就进行深入的实践,将西洋绘画明暗关系与中国笔墨完美结合。蒋兆和在他的代表作品《流民图》的创作中,也吸收了西画明暗法的元素,其后来的创作更是大胆的将西画素描的方法引入其中。还有前文提到的黄胄先生,直接以速写替代创作的尝试,在反复勾勒轮廓线条的笔墨实验中,给当代的人物画创作的笔墨表现以新的诠释。吴冠中先生更是大胆的提出了“笔墨等于零”的观点。
    再看看当代人物画家的笔墨实验,我们会发现人物画的表现形式和技法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这是当代绘画的一个闪亮点。打破了古人局限于笔墨纸砚的单一性,以各式各样的表现技法和表现形式来点缀画面,大大增强了画面的趣味性和欣赏性。笔者认为,从近现代以来,中国人物画笔墨方法上的沿革变化,在继承传统方法的同时,又进一步结合时代特征、不断革新的题材需要而与时俱进的,这种方法的沿革是符合中国人物画发展客观规律的,所以无论是近现代诸多大师的“变法”,或者现当代青年画家的创新都是有意义的,是符合大时代下中国人物画创作需求的。

    从近现代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的变化来看,人们的生存状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的快速发展、科技文化的进一步提升,使得大众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而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外来文化本身以及它与传统文化的碰撞对人们产生的影响越来越重;社会深入变革时期人们的生活、精神压力也都愈来愈大。时代造就了千变万化的人和人更加复杂的心理状态,传统的人物画的审美已经我无法满足或者说不适于当下人们的审美要求了。而无论是当代的画家还是观众,更多的是讲求生活的趣味性的表现和需求。因而大时代下,中国人物画题材、技法和形式的创新,带来的人们审美观念的重大变化以及人文精神的发展便成了历史的必然。


    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说道:“中国人民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我想中国社会步入新的时代,中国人物画进入大时代下的发展对中华文化的进步的提振,有着其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华文明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之时,中国人物画作为其不可缺少的有效载体要肩负起历史和时代赋予它的责任。

    在近两百年的变革中,为中国人物画走向大时代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积淀;在绘画题材、技法的拓展中,为中国人物画走向大时代攒下了庞大的笔墨经验;多元化的新格局,为中国人物画走向大时代创造了适宜生长社会环境土壤。而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更是呼唤着中国人物画的变革并促其走向另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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