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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面临着若干制度性的发展约束，过去30年民间智库的表现，特别是近年来的表现还是给人们带来了不少的惊喜和更多的期待。根据已有的进展，我们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可以期待民间智库在未来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首先，民间智库能够促进政策知识的“供给侧”改革。 西方学者注意到，在世界范围内，由知识经纪人所组成的新式智库机构，其经纪人并不总是从事思想生产，而是促进思想生产，并且特别善于组织活动和论坛，让思想在这些活动和论坛中演化并开花结果。（唐磊主编：《当代智库的知识生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78页。） 在中国，第三波智库发展中涌现出不少新型智库，直接就是以“论坛”形式出现，例如“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中国金融40人论坛”等。这些组织的成员虽然大多来自政府和官方研究机构，但其组织方式是松散的，运作方式也是去行政化的，其主要目的就是推动相关公共政策的讨论，集中智慧的同时也集中影响力。 并且，一些民间智库积极吸收退休或离职的体制内官员加入（类似于“旋转门”机制），使得这些具有丰富行政和实务经验的前决策者们在置换身份的同时，得以解放行政职务带来的固有约束，换一个视角思考，并换一种姿态发声。这也就意味着解放了这批精英潜在的政策知识生产力。 其次，民间智库能够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力量。 二战以来，西方国家对政府以外的民间外交途径逐步重视起来，并发展出“公共外交”的理念，其中以智库为主体的“智库外交”在公共外交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外国政府与本国智库之间的交流，以及不同国家智库相互之间的交流，在规格、议题、深度等方面都比一般的文化往来更具有外交政策意义上的影响力。中国在近年来也开始高度重视公共外交中智库外交的作用，2015年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更是提出，“迫切需要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公共外交和文化互鉴中的重要作用”。（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1501/21/c_133934292.htm。） 在此背景下，我们注意到，政府一方面积极扩大官方智库展开智库外交的力度，另一方面，也在鼓励和支持民间智库参与其中。近年来，诸如察哈尔学会、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等民间性质浓厚的智库频频组织和参加中外高等级学者和政府官员的交流论坛，就重大问题进行交流，一定程度上展现出民间智库参与“二轨外交”的活力与能力。相较于直接面对政府或隶属于政府研究机构的学者，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更愿意同具有民间性质的机构和个人进行交流。所以，有理由相信，民间智库在未来的公共外交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关键是，政府要为民间智库讲好“中国故事”增加信任并开拓空间。 |
